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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晚9时许，汤一介先生驾鹤西去，享年87岁。
先生于2012年被确诊为肝癌，此后病情一直 相对稳定，直到前几日突然恶化。晚上9时，先生离世，走得安详。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说，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先生走得如此之快，这种 心情，不是“悲痛”所能言表的，应该说是“茫然”，是一种失去了心灵寄托之后的茫然。
先生的离去，不仅是北京大学的损失、哲学界的损失，也是整个中国思想界与社会科学界的损失。
先生走后，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乐黛云先生平静地离开了医院。离开前，乐黛云说：“他很累了”。
9月10日，第三十个教师节。在燕园，让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感念先生的一生，感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真谛。
7时，北大朗润园
清晨7时，未名湖畔的朗润园，静谧而幽静。
先生生前居住的13号楼门前，已有人悄悄地摆放上了鲜花。花中有哀思，有敬重。
先生的学生俞菁慧清晨6点醒来，在同门微信群里得知先生仙逝的消息。群里满是哀痛：
如果先生还在，今天该是一个多好的日子，第三十个教师节，先生膝下弟子围绕，其乐融融，我们在一起，谈文章、聚观点，那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你在先生的视野当中，而不是视野之外。”这是弟子们的共同感受，俞菁慧说，成为先生的学生是太幸福的事。先生会关照到每一个弟子的学术、生活，会关照到每一个弟子的观点与思想。
风骨，文人的风骨；品格，知识分子的品格。两个词，坚守一生。
朗润园前，太阳已经升起。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9时，北大哲学系
走进人文学苑2号楼，哲学系安处其中。跨过厚重的红色大门，青砖、绿树、红栏，静谧、安详。
先生的办公地点就隐于这里。
透过窗户向内张望，书架上摆满了典籍，依稀可以捕捉到先生一生前行的轨迹。
6岁时，小妹突然离世，年幼的汤一介开始思考“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之后80多年的生命中，这一问题始终盘桓在汤一介心头。想来，幼年对“生”与“死”的发问，似乎已经预示了他一生追随哲学的宿命。
19岁，汤一介进入北大先修班，后又考入北大哲学系，开始更加积极地探讨人生，日益显露出哲学才华。
此后，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与动荡年代。
1980年，汤一介终于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这一年，他已53岁。他以执着、艰辛的付出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让学术生命焕发光彩。
从最早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汤一介就再也没有停下脚步，先后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 题》等多部著作；主编了《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道家文化研究丛书》等大型丛书，还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1983年，汤一介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他的发言《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语惊四座，全场掌声雷动。
汤一介没有满足于此。中国哲学的精华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他开创性地提出，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于是有了《儒藏》工程。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汤一介先后发表文章《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文明共存”》，并带动国内一批学者围绕“文明共存”展开国际“文明对话”，力求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先生主张，未来世界主流潮流应该是文明的“融合”，形成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而不是“冲突”。先生提出“新轴心时代”，关注解决当今文明遇到的问题。学界高度评价：汤先生的“新轴心时代”是对人类文明的思考。
是的，先生视野开阔，站位高远。
“正如4年前，他推动建立的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启动之初，所提出的几个研究方向，中国儒学史、三教关系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学界最尖锐、最深入，事关思想界未来走向的大问题。”干春松说。
10时，湖北黄梅汤用彤纪念馆
如果说先生是带着遗憾走的，那么，没能参加汤用彤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应该算其中一个。
上午10时，汤用彤纪念馆开馆仪式在湖北黄梅一中举行，“如果先生没有走，他一定会来参加的。”汤一介的学术秘书胡仲平语气中不无遗憾，“都怪我，拖沓了太久。”
汤一介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都受到父亲汤用彤先生的巨大影响。
汤用彤生前是北大著名教授、学校校务委员会主席，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家、佛教史家，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之所以给汤一介取名为“一介”，正是取“一介书生”之意，希望他能坚守书斋，“视读书为本分”。
先生曾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以及“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的祖训，从父亲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他的为人为学，立身处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
遵从父亲的教导，先生为学如此，为人如此，一生如是。
13时，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先生放不下的，还有进行中的《儒藏》工程。
从2004年起，北大《儒藏》编纂中心成立，繁重的《儒藏》编撰工作已走过了10个年头。
《儒藏》的编纂分两步，先选取历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典籍编为“精华编”，然后再扩展为全本《儒藏》。第一部分“精华编”，将我国历史上的500余种儒学文 献编为282册，同时将韩、日、越三国150余种汉文儒学文献编为57册，共计约2.3亿字，有望于2017年编完；第二部分则要再编约5000种儒家著 述的大全本。目前，这部典籍已累计出版100册，整个工程预计要花费16年完成。有人说《儒藏》的工程量之大和编纂难度，相当于第二部《四库全书》。
生前，汤一介常对身边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先生驾鹤西去，是否会影响到工程进行，学界一片担心。“《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已上了轨道，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做好后续工作，让先生放心。”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韶蓉掩住悲痛说。
但也有老师表达了忧虑：先生的学识、眼界、胸襟是无法替代的，能把国内外3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300位学者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一项如此浩大的工程，没有足够的感召力是做不到的。
16时，北大朗润园
下午的朗润园，又换了一番景致。在夕阳的映射下，充盈着恬淡与温暖。这份温情，原本属于那一对伉俪，“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一个是哲学泰斗，一个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1952年结婚，两位先生在60多年的岁月中，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不离不弃、相携相依。
多少回，只要汤一介先生住院，乐黛云也会“住院”，只为陪伴汤先生。多少次，黄昏时，两位老人在未名湖畔散步，汤一介会死死地揪着乐黛云的衣服，生怕患有腿疾的乐黛云跌倒。
几年前，太白文艺出版社曾出版随笔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其中一半是汤一介的文章，一半是乐黛云的文章。从序中，我们能看出两位先生的相处、相爱之道：
一个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面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付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这样同行了半个多世纪。
汤先生曾经为此做过一段动人的总结：用什么来描述我们几十年的生活呢？生动、充实、和谐、美满？也许都是，可也许更为恰当的应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格局吧。
20时，灵堂前
月朗星稀，校园内静谧和谐。
位于哲学系内的汤先生灵堂还在紧张地布置，准备迎接第二天到来的公开吊唁。这一天感受到的先生的一生，在脑海中一一掠过。
感念他的一生，为了纪念，更为了前行。
那就让我们记住吧，记住先生的这些话：
中华民族也许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
在自由中什么最重要？人的精神自由最重要。换句话说，就是思想自由最重要。因为自由是创造力，你有自由才有创造力。
中国传统哲学有三个基本命题：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基本命题表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特殊观念，从这些特殊观念出发，形成一个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印度的理论体系，即“普遍和谐”论。
走出北大，感念先生。先生，走好。
(吕晓岚参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