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古今中外的文化、文学资源都是营养，这话没错；但又容易导致偏食、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这种对资源的汲取运用的失衡，事实上已成为近十年来中国诗歌是是非非与众说纷纭的原因。
诗并不能提供快乐，它是乐中之忧，喜中之悲，是不断地对世界、对自我的反思、批评、求真的阶段结果。它是抒情的，以情感和语言为足，它又是不随便抒情的，绝非常规的闲游散步怡情便已足够。那么，前述的“营养”就并非目的了。
当说中国诗歌传统或传统诗歌文化时，我们不能不深深惊叹它的自足和系统性，继而疑问随之而至，古诗若是完好，又要新诗何用？反过来，再革命再现代再先锋，新诗又怎么完全脱离古诗？我曾想，“自足”是因其存在的境地大抵是园林式的、山水式的、庙堂式的、书斋式的、个人化的……“自足”与否，与时代、与社会的状态有关，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与公共化，时政与个人、群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当代诗在审美倾向、价值取向、形式建设等方面自然也要跟着变。
如何变？我也曾激情与激进，一味求变并以此为荣为动力，或谓先锋感；而后，我又渐知，世间原来没有无根之花，西可为中用，古为今用自也合理。有了认识的清醒，便可安然实践。在实践中，我曾努力想立足于传统文化与本土现实发生的链结，在经验、记忆与情感的基座上，从心理角度探索当下时空中个体精神的演进和日常存在状况，在着力恢复诗歌原本的抒情功能的同时，注重写实与艺术性的结合，在诗歌文本建设上坚持创新意识。这选择，可能事倍功半，但关键是要有选择。选择本身就是态度，写作本就是一种态度的表达。
当诗歌写作行进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会从最初的自发的“愉”，到以身心为基础又远不止于此的“逾”。逐步地，独立的理解和情理并重的人文体认，作为个体的“人”与纷杂多变的环境、时间、现实和语言的诗意关系，都复杂而理所当然地涌来，需要我们一次次地过滤。这样，后来的写作，已是从“容”到“融”。从“容”到“融”也是以变应变，作为选择，这时它有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
新世纪以来，我们进入了“诗歌的传播写作时代”，传播平台茁壮成长而诗歌的票友式的圈层化、娱乐化现象也日益明显。我们稍一留意便会发现，诗作无论如何现代总有传统的骨架，同时传统的表达里亦有自主的现代精神自然闪烁，更多的诗作其实是这二者的整合与磨合。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也没有凭空而降的现代，诗歌的有为，其实便是要汲纳二者的优异和合适的营养部分。
“民族文学”也是这样。我最熟悉的贵州白族通常散居杂居于偏僻的山区，文学创作队伍相对晚出，但又正好有了轻装上阵的优势，对其他文化传统的辨识与吸收更加主动，这让贵州白族文学明显呈现出开放、融汇的状态。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根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而积极创新和吸收先进文化精髓，更会使创作更接地气。其实这也正是容与融的主要目的。
当我这样又一次暗自梳理时，感觉是对自己写作方向的又一次辨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