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张悦然自己会试图解释她小说中某些情绪产生的原因，她很喜欢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大概都是出生在1980年代的年轻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小说中的人物都带有她自己的某些影子，只是有的深有的浅，而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张悦然的作品也一直被视为“青春小说”而书写着198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长史”。
这个“成长史”向内的部分，是张悦然小说中的对孤独的思考。
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以来，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他们的“独生子女”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家庭单元。毫无疑问，与前此 中国式的大家庭甚至是大家族相比较，这些独生子女在享受更多资源的同时也丧失了很多乐趣，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兄弟姐妹众多所带来的集体欢愉感。这种情况 下的孤独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孤独感完全归因于“独生”的情况，是否也过于简单？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无论哪一个独生子女都不会是在隔绝的环境中成 长，学校、社会依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交流的可能。在我看来，独生子女的孤独感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这种孤独感却并非一定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它之所以会成 为一个问题，却是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仅仅是某一个个体依然会在与另外的个体的交往沟通中找到情谊并消除孤独感，但是，如果整 整一代人都陷入这种孤独感，那就必然与城市化以及城市空间生活有密切的共生关系。这是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并立即会转化为一种心理现实。如此生成的孤独， 人们将如何抵挡？
《好事近》中，中年男作家是一个没有外貌、没有性格、没有姓名的符号，而正是这个面目模糊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巨大存在，《好事 近》所有的叙事动力都来自这位中年男作家，他像一个旋涡把所有的人物都吸附到他的周围。张悦然虚构这样一个人物或者是出于她的无意识，也或许是刻意而为 之，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问题是，这位中年男作家的魅力何在？他如何能同时吸引蒋澄和杨皎皎(实际也就是另一个“我”)。男人＋中年＋作家，这一人物符号 的重心应该落在何处？杨皎皎、蒋澄和“我”，都是在“阅读”之中爱上这个中年男作家的，“作家”的意义在此被凸显和建构出来，“写作”和“阅读”成为一种 “疗愈”的方式，通过“写作”，这个中年男作家发泄了“被压抑太深的欲望”，“把忧郁传染给别人”，而通过“阅读”，杨皎皎、蒋澄还有“我”被卷入一场畸 恋之中，她们以为这会帮助她们找到通向世界的“入口”，抵抗孤独并完成自由。
通过写作和阅读可以疗愈孤独吗？张悦然也许对此满怀信心：“于是我终于明白，一个群体的重要。我需要你们，和我一起披着青春上路，茁壮地呼吸， 用力博取时间。”这种信心来自于对“共同”书写和阅读的期待，我毫不怀疑张悦然的真诚，但是，《好事近》的书写和阅读证明了这种“疗愈”的难度。田村卡夫 卡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满怀信心地上路时，也不会想到会有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在等待他吧，因此，村上春树借大岛之口说：“不是你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 你……于是这里边产生了无法回避的“IRONY”，企图借助“写作”和“阅读”这种在现代极具孤独感的方式来消除现代的孤独感，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反讽 吗？小森阳一在批判《海边的卡夫卡》时指出：“精神创伤决不能用消除记忆的方式去疗治，而是必须对过去的事实与历史的全貌进行充分的语言化，并对这种语言 化的记忆展开深入反思，明确其原因所在。”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小森或许是对的，但是，正如《好事近》所隐喻的，如果语言本身已经被“去历史化”和“虚拟化” 了，被卷入无尽的“游戏”之中，“疗愈”如何可能？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张悦然或许更愿意尊重故事本身的逻辑，因此，《好事近》的“疗愈”方式最终不是“语 言”，而是摧毁性地毁灭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张悦然印证了布洛赫关于小说的可能性的言论：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而“疗愈”，虽然重要，还是把它留给其 他的人吧。
对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反思，是这个“成长史”的向外的一面。
在张悦然的《家》中，裘洛和井宇的“家”具有某种现代的品质。首先，这个“家”是没有婚姻来予以保障的，文中交待裘洛和井宇在一起生活了6年， 但是并没有结婚。也许结婚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即裘洛和井宇的“家”更接近于同居生活而非婚姻生活，他们只是组建了一个简单的共同 体并保持有各自的个体性。其次，这个家没有孩子。一个事实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必然与生育相关，也就是说必须有父母子女才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 的家，但我们发现，在裘洛的“家”里，是没有子嗣的，猫代替了子女的角色。
裘洛的这种生活具有某种典型性。在中国的大都市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家”比比皆是。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呼 应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性生活模式。萨义德曾指出这种现代生活方式的蔓延所提出的重要挑战：“无子嗣夫妇、孤儿、堕胎，以及不继续繁育的独身男女，以 不同寻常的坚忍聚集在这个高度现代主义的世界上，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嫡属性的困难。然而，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还是随着这模式的第一方而直接产生的第二 方，即产生不同的构想人类关系的新方式的压力……那么，男人和女人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创造出相互的社会关系，以替代那些把同一家族成员跨越代际连接起来 的纽带呢？”
对于《家》中的女主角来说，她在其潜意识里面其实有这种重构的焦虑。企图通过对自我所处的“虚假生活”进行反思，来获得真实的存在感。这是裘洛 在小说的开篇就计划“离家出走”的主要目的。而在这之后，她其实是在试图重新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定位，这里面就必然包括了萨义德所提到的重构人类关系的新方 式。也就是说，裘洛对于自己和井宇的这种关系，对于自己和袁媛的这种关系，甚至对于自己和保姆小菊的这种关系都是不满意的，离家出走，也就意味着把自己从 这些关系里面解放出来，重新塑造主体，并构建一种更新型、真实、有效的关系。通过“出走”或者说“逃离”来获得新的内在和外在，在这一点上，张悦然的写作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加拿大作家艾丽丝· 门罗有一篇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即名《逃离》，故事讲述一位年轻的已婚女性因为不堪忍受平庸的日常生活而离家出走，却半途而废，重回家庭。门罗的写作是否构 成了张悦然的经验，这是另外需要探讨的话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家庭已经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情境，这一情境成为另外一套压迫和束缚的机制，对于它的反 抗，因此也呈现出了同构性。
故事的发展出现了意外。第一意外是，井宇也遭遇到了裘洛同样的困境，并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样选择了逃离。这个时候，故事的视角突然发生了变 化，从小资产阶级女性裘洛转移到了农村来的小保姆小菊身上。正如我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提到的，小菊的故事乍看有些突兀，在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叙述中突然来一 段底层叙述，怎么看都有点疙疙瘩瘩。但这正是这个小说的张力之所在，在第一部分故事里，裘洛作为一个叙述者与作者的声音其实并无二致，他们似乎就是同一个 人，但是在小菊这里，叙述者与作者完全分开了，这么做提供了一个更理性、更有抽离感的视角，只有在这样的叙述视角里面，裘洛的“离家出走”才不致于变成一 个感伤的青春故事。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小菊的故事撑开了一个充满惊讶感的叙事空间。
在裘洛的眼中，小菊毫无疑问是缺乏教养的另一类人：“小菊初来的时候，她简直有些受不了。是一种草的味道，是干硬的粮食的味道，是因为吃得不 好，缺乏油水散发出的穷困的味道。”虽然，小菊后来在城里待久了，这些味道没有了，甚至在裘洛这里“学会做匹萨，芝士蛋糕和曲奇饼干，也懂得如何烧咖啡， 开红酒”。但这些并不能改变她的身份属性，“裘洛不知道，这些花俏的技能，是否有一天，小菊真的能够派上用场”。在裘洛眼中，小菊始终不过是一个爱占小便 宜、做事偷懒的乡下姑娘而已。裘洛不可能有变成小菊这种主体的欲望。但吊诡的是，在裘洛离家出走之后，却正是这个她看不起的小菊代替了她成为空房间的主 人。小菊成为了裘洛的替代者。她不仅帮助裘洛打扫房间，喂养小猫，更重要的是，她成了井宇倾诉的对象，井宇的每一封信现在都必须通过小菊的阅读而获得意 义。意义通过一个替代的“主体”得到了释放。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菊难道不正在慢慢变成裘洛吗？更重要的是，在裘洛的叙述让位给小菊的叙述之后，小菊的形象 明显变得丰富和开阔起来，她生机勃勃，周旋在丈夫和中介人之间，在不同的空间之中挪移，并在阅读井宇的来信中开始思考婚姻、自由、爱情等小资产阶级才可能 纠缠的问题。通过小菊，裘洛获得了“在场感”，她离开不过是为了让另外一个主体粉墨登场，主体的置换在这里似乎获得了可能。
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裘洛发现了生活的虚无之后，她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依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个更中产、更虚荣的主体，一个是离家出走，让另外一个主体 来代替她，以此获得“新”的生活。她放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但这种置换是否就是一种完美的出路呢？而且谁能够预料到，当小菊成为那个空房间的女人后，她 不会面临裘洛同样的困境呢？离开这样一个小小的“家”(暂且不管小菊是否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裘洛)，是否就能够挣脱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完成个人真正彻底的 自由解放呢？
这里面的“进”和“出”值得探究。对于裘洛来说，她“出去”意味着她离开小资产阶级的情境，对于小菊来说，她“进去”意味着她有可能从一个农民 的身份意识慢慢转化为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意识。如果将这种“进出”理解为一种交换的隐喻，我们是不是会得出一个非常悲哀的结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种不停的 交换来获得其社会生产关系的复制和增殖。在这个意义上，小菊是无比庞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中的一员。资本主义设置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就是裘洛的家和老 霍的家这样的社会空间，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生活在这个情境以及作为这个情境的配置情境中。小菊进入裘洛的家也许不仅仅是充当一个“替换者”的角色，同时她也 是一个“象征”的角色，也就是说，一旦某个主体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这个情境，小菊作为一个象征物就被召唤进来行使其功能。
同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们和裘洛、井宇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我们用何种方式来处理个人与日益“规定化”生活情境之间的关系？选择逃离 ——而不是更具有冲突感的反抗、抗争——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更无害的方式来有限度地调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的选择，大概也 就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弱”吧。张悦然由此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症候性的命题，那就是，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之时，任何个体的解放 都可能是有限度的，它不得不借助于历史的偶然性。这正是今天小资产阶级面对的历史困境，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似乎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我们只好借助一种浅 薄的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来予以“抵抗”，这种抵抗的假面，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托辞和借口，以此逃避对于自我更新和再造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对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克服孤独、翻转小资产阶级情境的“崭新生活”？这种“崭新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与我们身处的摇摇欲坠的历史与社会关联起来吗？由此我们可以开辟新的历史现场和想象空间吗？
这是张悦然小说中沉默的部分，这种沉默需要更多的写作来予以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