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至19日，《钟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位70、80、90后优秀作家，就当下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家们认为，当下社会，文学本身并没有被边缘化，但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对现实失去了力量，只有立足于当下现实，文学才能够大有作为，在中国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
文学其实没有被边缘化
在传媒产业、文化娱乐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学边缘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过，在这些年轻作家看来，在现代社会，在当下中国，文学其实拥有更加广阔的现实空间，发挥着抚慰心灵、观照现实的作用。
“文学，是一面镜子。”出生于1995年的陕西作家高璨，至今已发表作品600余篇。她说，“现代社会，人与自然越来越远，而文学可以拉近这种距离，人类应该从文学这面镜子中重新发现自己。”高璨的发言，引起了江苏70后作家张羊羊的共鸣。他的代表作《庭院》中，55篇文章是南方草木、生灵、童年往事的诗意集结，被誉为贴近大地、回归自然的“精神百花园”。张羊羊的心愿是，在记忆的大地上筑一间小小“庭院”，如果“庭院”能够丰润现代性向度，那就是意外的惊喜。
上海70后作家滕肖澜在浦东国际机场工作，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刚刚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滕肖澜的写作大多是城市题材，她深有感触地说：“城市太丰富了，是一个没有被挖掘的宝藏。大量外来人口涌入都市，不但是人口的重组，也是精神文化的重组。因而，如何关注一个个普通人，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应该是作家的时代使命！”对此，陕西80后作家孙频深有同感，她强调，作为青年作家，不能脱离现实，要关注人的状态，人的存在，“最关键的是，在写作中，要往深里走，往人的精神层面走。”
文学对现实失去了力量
在70后作家群中，广东作家黄咏梅摆脱了“极端个人化”的叙事倾向，她的作品表现了处于多重价值和生活方式碰撞中，那些普通人所面对的困顿。研讨会上，黄咏梅谈到了一次作家和普通服务员的交流活动。一个服务员谈起了很多现实的困惑以及情感的纠葛，但作家们对此纷纷表示怀疑，“两个阶层的人，似乎显得非常隔膜”。黄咏梅为此陷入了沉思：很多作家对现实生活已经麻木了，文学对生活已经失去了力量。现在，很多文学作品模仿娱乐节目的“真人秀”，总是在想着“何以至此”，但是，“意义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思考过？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到底谁应该反思？”
上海80后作家甫跃辉是复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这段时间以来，他集中阅读了很多80后作家的作品。他发现，很多80后写作并没有能够实现超越。“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年轻作家笔下是一种‘伪现实’，无论是村支书，还是文艺青年，乃至妓女、民工，往往先入为主，模式化非常严重。”因而，这些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撒娇，没有强大的打量现实的勇气。
70后江苏籍作家徐则臣被认为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如果大雪封门》刚刚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研讨会上，徐则臣反问道，我们真的有主张吗？在中国语境中，我们会否讲述中国故事？其实，我们未必真实有效地写出了认识，我们在别人的惯性里写作，“虽然说文学有通约的东西，但文学一定要体现时代，要写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主张。”
文学要反映现实的尖锐
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江苏70后作家黄孝阳认为，当代小说最重要的职责是，帮助人们在喧嚣中发现孤独，发现生命。当代小说是在“大海停止处，望见另一个自己在眺望大海”，它强调：深度，广度，维度，高度。深度是说，“我的每一次触及都在打开更深远之门。”广度是说，“我的履痕及对世界广阔性的赞叹。”维度是说，“我看见了银幕这面，也看见了银幕的后面。”高度是说，“我在月球上望见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
对此，江苏70后作家梁雪波补充道，“当下介入式写作，要防止出现道德高调。”他动情地说，中国人很苦，也很会苦中作乐，一个作家，不但需要自我反省，更需要现实观照，“一些人在进行批评的时候，自己其实也成为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痛苦本身需要发出声音来，文学要避免自我戏剧化，而要体现一种深刻的摩擦。”
“2001年我南下打工，进入一家工厂后，我的编号是245号，在流水线上从来没有人叫过我的本名，都叫我‘喂，245！’”作为一名打工诗人、人大代表， 四川籍80后作家郑小琼经历了人生的各种遭际与社会的风风雨雨，她的写作，一直反映着底层的气息，底层的挣扎。她说，工业社会充满了荒谬感，我们都成了螺丝钉，“因而，当下文学一定要反映现实的尖锐与人的脆弱，张扬独立个体意识与理想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充分体现她独特的魅力！” 本报记者 贾梦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