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如何处理热点现实？如何面对权力失范？如何直面腐败？”10日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三个三重奏》研讨会上，这是批评家们谈论的最多的问题。研讨会由北京作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三个三重奏》是宁肯的长篇新作，今年4月在《收获》上发表，引起强烈反响，最近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小说涉及了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权力、腐败，但写法上颇为不同，观念上有突破。研讨会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说，宁肯的小说涉及了贪官题材，“却没写成一个官场小说，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过去我们经常看一些外国小说，《2666》、《我的名字叫红》、《百年孤独》都会有感觉，他们把烂俗的现实生活经过整合变成了非常高级的文学故事，而我们要么是小说的意味不够深，要么是跟社会生活无关，变成完全独白式的写法。而在宁肯的作品中这些改变了，我们同样看到了处理烂俗生活的能力，那种的强大的叙述能力，这非常值得珍视。”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也特别提到小说的写法，认为《三个三重奏》“各个人物之间有一个很强大的导演，这个导演就是宁肯。宁肯这几年来一直是一个疯狂地追求创新的作家，在探索中他把注释作为一种方法论，并在方法论上强化，是一种非常好的努力。所以我觉得他的小说在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极具现代性，宁肯的小说就像作家电影。故事的元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如果用传统的写法就是中规中矩的，没有新鲜感，宁肯讲述故事的方式非常不同，先锋性值得肯定。”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从另一角度阐释了小说，认为《三个三重奏》实际上也是一篇哲学小说，认“中国当代小说缺少西方小说极为重要的三个要素：哲学、宗教和政治，而宁肯有意识地在中国语境中做出这种挑战。宁肯的作品体现了‘寂静中的共响’这一哲学概念，认为其对于‘寂静的瞬间’的把握十分到位，同时也探讨了权力与肉欲的问题，它们交织着产生变奏。”白烨认为，宁肯这部作品除了塑造杜远方，同时也把作者宁肯自己的形象进而塑造出来了，什么形象呢？就是他在艺术上的探索和突破的形象，通过小说写出来了。
黄子平教授特别喜欢非现实主义的部分。在他看来作品中现实主义部分的描写过于泛滥着思想性，而非现实主义部分，作者的笔墨得以自如，例如作品中审讯的场面如同行为艺术作品。非现实主义部分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于作者让‘政治为文艺服务’但小说排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削弱了作品”。施战军对黄子平提及“恐惧”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作者“正是通过对恐惧感没有意识的意识来掩盖恐惧，强调笼罩在恐惧中的命运的不可捕捉。”杨庆祥认同施战军教授的观点，“认为作品从头到尾充斥着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正因为‘死不了。《三个三重奏》虽然写日常的权力故事，但却以独特方式超越原题材成为复杂的小说，而这一点恰恰是作者通过形式的变革来达到的，这致关重要。”
《三个三重奏》以第一人称叙，讲了三个故事，国企高管杜远方在逃亡中，来到滨海小镇，作为陌生的房客，住在了小镇上一个小学女教师家中。几乎在杜远方逃亡的同时，得到过杜远方资助过大秘居延泽被双规，审讯地点被设置在一个类似798的艺术区。第三个故事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故事：“我”从小的理想是住在图书馆，他的书斋已相当一个图书馆，虽非残疾人却喜欢坐在轮椅上阅读，“我”在一个朋友劝说下来到看守所的死囚室，认识了许多死刑犯――这里是另一种图书馆，有最活生生的书。参加研讨会的还雷达、贺绍俊、孙郁、解玺璋、邱华栋、王升山、韩敬群、韩春燕、兴安、刘頲、岳雯、王德领、李林荣、丛治辰、张永清、杨联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