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心里话，对《人民文学》，我是在仰望中缓慢靠近的。仰望了多长时间呢？仰望了半个多世纪！但靠近它，我是说用自己的作品靠近它，只是近两年的事。不过，此时我已经是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文学，算得上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那时，我已走出深宅大院，和许多调干生一样住在学校，顿觉天高地阔，课外生活几乎都交给了文学阅读和去文学讲习所蹭课。记得当年由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设在地安门，我每次去蹭课都骑车来回，不知疲倦。而且，光蹭课还不解渴，又通过丁玲是湖南老乡这层关系，把文学讲习所的讲义全部找齐了，不惜整本整本地抄录下来。常去文学讲习所讲课的有茅盾、巴金、冰心、周立波等大作家，他们的名字，从此就像刀刻一样记在了我心里。当时的文学刊物仅有廖廖数家，作为国内最高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是每期必读的，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对感动自己的作品，读一遍不够读两遍，读两遍还放不下又读第三遍，直到许多段落能熟练地背下来。王蒙195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得组织部新来的那个敢对官僚主义说不的年轻人叫林震。当时虽然也有写作的冲动，但却从未想过给《人民文学》投稿，因为我感到它高不可攀，就像在浩瀚的天空中闪烁的星辰。实际上，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作家，个个如雷贯耳，在我的心目中，也确实都是天上的星辰。哪怕是我认识的长辈，如丁玲、贺敬之，当我站在他们面前抬头看他们，真有仰望星空的感觉。
许多年后，在程树榛先生当主编时期，我的名字作为《人民文学》的“名誉理事”被一期期地印在刊物的扉页上，而且和主编程树榛、副主编周明他们成了常常把酒言欢的好朋友，但物理空间虽然缩小到触手可及，心理空间却依然无限遥远。不怕人们笑话，在文学上我是个自卑的人，读大家名家的作品越多、越深入，与文学界的朋友走得越近，反倒觉得自己与他们隔得越远，越不敢出手。有一次，程树榛主编亲自向我约稿，要我写一篇在襁褓里跟随父母长征的文章，我战战兢兢写了几千字，名为《长征：我的生命之歌》。但稿子刚寄出，心里却先打起鼓来：《人民文学》，可是给众多读者阅读的刊物啊！我有力量得到他们的承认吗？这样一想，心就凉了。
我真正走近《人民文学》，是2012年和2013年。这时，人生苦短，我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心想再不动手，说不定哪一天老糊涂了、呆痴了，堆积在记忆中的往事也便要被历史淹没了，于是不管不顾地写了起来。本想在出版社出本小册子，悄悄地为自己的一生做个小结，未想责任编辑看过稿子后大加赞赏，主动把其中的三篇合成一组推荐给《人民文学》的周晓枫编辑。我听说后还埋怨他说，真不知深浅，那三篇东西长达5万多字，比一部中篇小说还长呢，这不是给人家添乱吗？但没过多少日子，李平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编辑部读过那三篇作品的人都说好，准备一期集中发出来，还要撤下已经编好的稿子提前发。后来我才知道，正要离开《人民文学》的周晓枫编辑看完我这组作品后，爱不释手，郑重交给了负责散文的李平副主编，李平副主编读完后也喜欢，决定在退休前自己来当责任编辑。
这就是我在2013年《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的那组据说还有些影响的集束散文《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其中包括《外公在母亲心中》《庭院深深深几许》和《逃离雅丽山》。
让我受宠若惊的是，我这组长篇散文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不仅获得了《人民文学》当年的优秀作品奖、作家出版集团当年的优秀作家奖，还获得了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然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散文集，又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让我没齿难忘的是，在《人民文学》召开的年度优秀作品奖颁奖会上，听说我的那组散文得奖了，我的老朋友《人民文学》老主编程树榛先生，不顾年高体衰、重病缠身，坚持要赶来给我颁奖。那天，在离当年的文学讲习所演变而来的鲁迅文学院只有一步之遥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看见程先生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我不禁热泪盈眶。
一个曾经像仰望星空般仰望《人民文学》的小姑娘，用了半个多世纪才缓慢靠近它——想起这段经历，我是该哭，还是该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