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中旬，在河南许昌开完了《人民文学》举办的“首届青年作家论坛”，我和韩作荣老师、毕飞宇挤在一辆车里，赶往郑州。三天的会，开得如火如荼，似乎意犹未尽，话题还在高速公路上进行。到了火车站，分别在即，免不了说一些惺惺相惜的话。这时，韩老师忽然变了卦，冲我说：
“我跟你上兰州，不回北京了。”
我问，“干吗去？”
“兰州的一家出版社邀约编一套《人民文学》丛书，我得亲自去谈谈。”
列车西行，过了潼关，很快驶入了暮色。我待在硬卧车厢里，周遭都是酒中豪杰，正在猜拳行令，华山论剑，自然读不进去书。刚熄了灯，韩老师摸了过来，喊我去他的包厢，说另外的床铺没人，他有点儿孤单，让我去陪陪他。我们关起门来抽烟，把彼此弄得腾云驾雾，好像云端上的神仙。谁都知道，在文学界吞云吐雾的诸般神仙中，韩老师绝对算得上“一代宗师”，一杆老烟枪。此后，我和他对坐，茶几上扔着一条许昌出产的纸烟，一边聊天，一边比赛着抽，越抽越面目狰狞，越抽越视线模糊。我开始晕眩，频频求饶，韩老师却老当益壮，一再递过来烟支，喇嘛念经似的说，来，最后一根，最后一根吧！
这一夜，我就借宿在他的车厢里。半夜醒来时，发现对面铺下的阅读灯亮着，韩老师捧着一摞稿子，一边审看，一边勾勾画画的。我没吱声，怕打扰他，却听见他时而唏嘘，时而赞叹一下，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纸张窸窣的声音一路向西，犁开了窗外的夜色，我明白，那是文学的道白，衣锦夜行，深怀尊严——那时的我，已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不少的诗歌和小说，在我拙劣的想象中，作为主编的韩老师，不至于如此夤夜劳顿、事必躬亲吧，因为当时在他的麾下，悍将如云，高手林立。在许昌开会期间，我恰巧和李敬泽住一个房间。每晚忙碌过后，洗漱完毕，他不让我开电视，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吞云吐雾地在审稿。天光大亮，等我醒来时，又看见他面貌一新地坐在电脑前，烟缸里堆满了夜晚的痕迹。他的口头禅总是“下一期，下一期呀”，好像这三个字是一道紧箍咒，在催逼着他们不敢马虎，不容懈怠。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清楚这句话的分量。今年的某个笔会上，我半夜三更去串门，施战军从电脑前站起了身，说正在审读下一期的稿件。我简单聊了几句，赶紧告别了。我猜想，“下一期”一定是这三位掌门人心中最高的律令。
当时一定是怜惜我这个后生，韩老师哈欠声起，烟瘾大作，手攥住了打火机和烟盒，又慢慢放下了。我笑说，你抽吧，我陪你抽。登时，韩老师如遭大赦，心花怒放。后半夜里，我们把那一列电力机车直接开回到了蒸汽机时代，把两个人弄成了冒烟的司炉工。韩老师谈兴甚浓，给我讲了这本杂志的前世今生和许多文坛掌故，讲了杂志曾经的困境，以及他对文学的信念与执守。他语气平静，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庄严感。我说：“您应该回京休息，兰州的事儿我代您去跑腿。”他沉吟道，“一大家子人呢，我必须来一趟。”我说，“冲您一席话，以后给《人民文学》写稿，得拿出点绝活儿来。”
“那当然！”他有点儿骄傲。
到了兰州，我安顿韩老师住在了单位新闻大厦的宾馆。那一阵儿，我忙于办报，他在房间里安心审稿。中午时，带他去吃一碗简单的牛肉拉面，晚上为了让他轻松，才喝一点小酒，其余的时间真是不敢上楼去叨扰。后来，我陪着出版社的领导登门拜访韩老师时，但见桌子上摆着一大摞修订完毕的书稿，整整齐齐的。旁边的烟缸里，则是时间焚毁的灰烬。
他们当即签了合同，拊掌而笑。
离开兰州的那个下午，我和诗人娜夜陪韩老师在黄河边喝茶。秋水高涨，天空明净，雁群南飞。他面带疲倦，啜了一口本地的三泡台，揶揄地说，这么好的茶，干吗前几天不给我喝呀？——去年冬天，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特意将一碗三泡台祭在了地上。
在我的心目中，他和《人民文学》是浑然一体的。
是的，茶好，只有水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