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的短篇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之后，我心中涌起巨大的悲恸，久久不能回神。
小说以侵华日军731部队为题材。未来的物理学家发明了能够让人重回历史现场的技术，希望以此让一再被否定的罪行昭示天下。但这种技术具有一次性的特征：一旦某段历史被体验过，就将永远消失。这引发了对历史遗产保护的争议(这是所谓“终结历史”的一层意思)。此外，受害者的亲属们虽然回到过去，见证了日军反人类的暴行，但因其是个人的体验和口述，依然无法获得质疑者的承认。尤其荒诞的是，许多欧美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及普通民众对这一研究成果极其不信任。由于可能带来对“历史”的颠覆性认知，各国政府联手禁止了这一技术的研究。其发明者患上抑郁症，最终自杀。结尾是悲伤的：即便历史被亲眼目击，也只是沦落为政治博弈的轻薄筹码。正义并没有水到渠成。
刘宇昆对“历史”的沉思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不是一般的“纯粹”科幻，即它并不展开技术性构想，也不着力于未来世界的推演，而是对历史和当下进行反思和质询。正如大多数接受过当代人文教育的人所知晓的：历史，从来不是绝对客观公允的事实罗列，而是历史撰写者建构的叙事，它永远都有所遮蔽。颇有意味的是，正是借助科幻的虚构性叙事，科幻作家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者——尽管这种超越以后者为基础。他并不停留于用令人动容的文字描绘和重现日军的暴行，而是虚设了一种让“历史”自己发声的技术，希望以此清除掉“历史”的种种粉饰(这是“终结历史”的另一层意思)。这算不上什么高明的设想，但作者的功力在于由此继续前进，展示出这种“真实”的、原初的、直接的历史，是如何再度被“现实”所否定、排斥、压制和消声的。正如书中一位人物所说，这种对 “历史”暴行的否定，本身就成为暴行的同谋，是对千万暴行受难者的再度施暴。结果，对历史的“终结”变成了“历史”的重复(这或许是“终结历史”的第三层意思)。
可贵的是，刘宇昆并没有让这种悲愤成为绝对“正义”的声音，而是让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各自的立场，形成复杂的对话场面，每一种声音听起来都有一定合理性，而这又是由虚设的科技的性质来决定的：假如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可以不受限制地回到历史现场，自然就不再有争议性，但也就无法暴露人类社会为了取得“文明”和“正义”的一点点胜利而需付出何等艰辛的努力和勇气了。因此，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而这种表达则是由科幻作家的掌控能力来决定的。
人类现有的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导致故事走向了悲剧性的收场。换言之，虚拟性的科幻对人类现实社会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作为美籍华人，刘宇昆超越了特定的狭隘的爱国主义者立场，对中、美、日三方对待历史的态度提出质询。难得的是，作者在悲哀的基调中保留了一份希望的力量：尽管那些抽象的、巨大的集体存在(比如国家、科学家共同体)用它们的强力试图否定“历史”的某些面孔，但毕竟有真实的、具体的个人重温了过去的暴行，这些记忆成为真实的印记，烙印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对暴行的讲述和回忆中，不义和罪孽将一次次从遗忘的深渊中被拉回——希望就存留于其间。这就是历史幸存者们的责任和义务。
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之一终于勇敢地讲出了自己的祖父就是731部队一名医生的真相，揭示了他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的温情脉脉的一面。刘宇昆在这里提出了历史同情的问题：不是去同情那些“恶魔”的罪行，而是抹除掉我们自己与“恶魔”之间的那道界限，把他们还原成普通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我们自己这些所谓的“普通人”身上，也潜伏着恶魔性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认识自己，才能真正吸取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就在阅读这篇小说的前几天，我刚刚看完了另一个短篇科幻：日本作家石黑达昌的《冬至草》。作者本人是位医学教授，因此能够用专业的技术细节，虚构出并不存在的“冬至草”。在日本政府梦想“大东亚共荣圈”的年代，男主人公在埋葬着中国和朝鲜劳工尸体的墓场发现了这种靠动物蛋白为生的奇特植物，为了进行研究，他每天割伤自己，用鲜血浇灌使它生长，奇妙的是，他越是营养不良，冬至草的花就越是发出病态的美丽的光，最终主人公因贫血而死。作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那些技术细节都是为了伪装，冬至草只是一个“比喻”，但不能因此说“科幻”只是一件“外衣”，因为只有穿着这件外衣，才能创造出冬至草病态的光芒，这是虚构出来的邪恶之美，是只有科幻才能带来的震撼。
在对近代历史的深刻反省方面，美日两国科幻作家已达到了很高程度。刘宇昆可算是特德·姜之后最成功的美籍华裔科幻作家，从小说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他在写作时怀有的严谨的学术态度，作品体现出来的思辨深度也证实了这一点。严肃的历史学家也许不会把《终结历史之人》视作历史研究，但对千千万万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就像几何中的辅助线一样，同样打开了理解历史的新空间，而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们正是历史活生生的构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