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翔的评论集《重回文学本身》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他对正在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创作与理论问题有着极敏锐的捕捉力和感受力，但又不止于此。在敏锐的后面有比较深厚的基础理论、哲学内涵和宽广厚实的现当代文学史知识作支撑，于是他的敏锐就显得不薄、不隔、不飘。他的文章，哪怕只是对一些新作的及时性点评，其后面也有个广阔背景，在感性与学理性、具象与宏观性上，有可能带给我们见微知著般的启示与思考。
这种敏锐往往体现为一种善于提出问题的能力。比如，近几年中国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度、对现实发言的欲求明显上升了，但同时，文学在今天的“发言”又十分困难。文学与资讯、与大量社会新闻之间忽然发生了极为密切的文本纠缠，逐渐成为一个突显的、需要认真辨析的问题。对此，饶翔的反映是敏感的，思考也是深入的，他的《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一文提出，在这个“现实比小说还要精彩的时代，小说靠什么吸引读者呢？”他举了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例，像涂自强这样一个“没背景、没外形、没名牌也没高学历”的“普通青年”，仅靠个人努力，在大城市中安身已如此艰难，更何谈立命。小说没有渲染人世险恶，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善中，以一出“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的个人悲剧叩问现实法则。饶翔的文章似乎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感到这个作品在尽力贴近现实的同时，过分粘滞于现实，写得太实，缺乏超拔，有点像问题小说，它的共鸣更多来自“问题”，而非“文学”。他又举出余华的《第七天》，认为余华在虚构上讨巧，大量拼贴社会新闻、网络段子。饶翔认为，这种“奇观化”的中国现实或许迎合了西方人的“偏狭趣味”，满足了他们对于一个“魔幻中国”的想象认知，但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们却不免疑惑：中国的现实难道就是如此吗？且不论余华所“引用”的“中国故事”的真实度、可信度，我们所不满的是一名优秀作家对于中国现实只作出如此皮相的认识。
据此饶翔提出了一个概念——“虚构的危机”。在他看来，在喧嚣的传媒话语场中，信息爆炸、观点纷争既彰显着价值观的多元，也常常让人忧虑于价值观的混乱。优秀的小说家总是能提供对于时代症结做出完整而富于形象血肉的叙事与深刻思考，作家的“诚与真”、充满勇气的现实批判、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会让我们从其作品丰富的形象背后发现那个强大的作家主体。相对于新闻报道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文学创作要求的是“主观真实”，要看作家主体精神的渗透程度。社会新闻与小说叙事元素过于快速、直接的黏合，既是作家缺乏直接连接地气的、可持续资源的一种表现，又是作家不得不将叙事焦点对准普通读者所关注的热点话题的一种叙事动机。因为作家也很清楚，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相比较于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就业困境等社会现实问题，文学被全民关注的程度明显在减弱，如果文学不“亲近”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被普通民众所重视。这是我们现时代的文化症候，也是当下网络文化对纸媒形成冲击的一种表现。
对评论者来说，能够丰博地引述权威著作中的话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一个评论者的解读能力——解读作品、解读文学思潮与现象、解读作家创作心理、解读文学史历程等。解读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一个评论者的学养、天赋、气质、知识积累、语言才能等形成的“掘进能力”。解读能力强的评论者可能比别人更早发现问题，更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饶翔就是一个解读能力出众的评论者。他对期刊最新作品的及时评论，往往能引发出具有普泛价值的话题。他从唐子砚的《躁郁症》、弋舟的《而黑夜将至》，以及蔡东、文珍、姚鄂梅、石一枫等人的小说中发现了诸多城市化高速发展中个体生命的独特表征。比如，抑郁症作为都市病的新的代表进入作者笔头，成为一种新的经验书写，隐喻着当下城市的病症；情感婚恋每每总是时代变换和社会转型的晴雨表，纠结着两性关系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张洁的《一生太长了》中有只“哲学狼”，饶翔指出，从这只狼对世界的绝决看出，曾经一度徘徊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摆脱了对“此在”的执著，也放弃了对未来的“呼唤”，而赋予死亡以一种诗意的冥想，一种视死如归的坦荡，将不死的自由灵魂留存在文学当中。他认为铁凝的《海姆立克急救》是少有的严厉峻急之作，严厉是源于批判性，而峻急则因为意识到“急救”的紧迫性。
此外，饶翔对同代人张楚、付秀莹、甫跃辉、蔡东、文珍等人的精致的评论，他对张洁的作家专论式的深入研究，都显示了他“做学问”的耐性。我们从这些成果中看到的饶翔已不完全是一个评论者，而是研究家，是一个敏感的、悟性颇高的，有些阴柔气息的、善解人意的研究者。他的评论是思潮性与学理性、现实感与审美规范、活生生的问题与创作实践深刻交融的产物，这正是当下文坛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