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映山是“荷花淀派”作家中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一位。他原名韩祖盼，曾别号杜鹃、映山红、山红、山梅等。他爱用这些植物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别号，他小说中的人物名也常常采用自然之物，如“水清”、“玉莲”、“清风”、“明月”、“喜鹊”、“大牛”等，或许这些有意味的细节都印证着他对乡土书写的热爱。韩映山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80年代才在文坛立名，他在“荷花淀派”作家中是成名较晚的一个，但却是最能体现“荷花淀派”风格的一个。韩映山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小说和散文两个方面，而其中尤以小说著称。他的小说创作师承了孙犁“诗化小说”之风，语言朴素自然，意境清新优美，较好地将乡土生活的诗意同时代现实的氛围结合起来，通过小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自然气息与时代气息相交融的“江北水乡世界”。
韩映山最初的文学灵感来源于他对乡土生活“诗意的发现”，“诗意”也同样成就了韩映山小说的艺术高度。1952年，韩映山的第一部作品《鸭子》得以发表在《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上，正是因为“诗意的描绘”打动了主编孙犁。小说通过“一个下午”的时间讲述了一个放鸭的青年在大水来临前，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故事，情节虽简单但是却很好地将优美的风景与淳朴的人性结合起来。或许从那个时候起，韩映山就已经表现出自己小说的鲜明风格。他注重景物的描写，同时也赞美普通民众的美好心灵，“纯美的风景”与“淳朴的人性”构成了韩映山小说中乡土诗意的两个方面。风景是韩映山最擅长的写作对象，他在风景描写上既师承了鲁迅与孙犁的诗化风格，又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他自小生长在白洋淀边，对淀边的一草一物都非常熟悉且充满着感情，他笔下的白洋淀风景始终给人一种具象和实在之感。芦苇荡中的人和动物，一个个都是水灵灵、活生生的，人、景物、动物，三者之间都在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对话与交流。从某种程度上说，韩映山在小说中的风景描写超越了孙犁，抵达了一个更加纯粹自然的境界，这一切不仅与他细致深入的观察有关，更与他对白洋淀的个人情感与真实体验有关。韩映山曾经在散文集《作画》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的亲切，感到生活里有一种诗的、美的东西，时时在冲击着我，我想尽力捕捉住它们，想描绘下乡亲们那朴实忠厚的面影；渲染上淀水和庄稼的色彩。我力求把他们写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 在韩映山对乡土生活诗意的发现中，与“风景的发现”相对应的是“人性的发现”。在人性的书写上，韩映山更贴近沈从文的“优美”一派，他始终坚持书写优美、健康的人性，不习惯刻意夸大人性中的假丑恶，更愿意将大多数笔墨都集中在对真善美的弘扬上。他说，“我喜欢描写日常生活，喜欢在平凡的普通的人们身上，发掘真善美。” 在韩映山小说的人物世界里，善良淳朴的老人和热情活泼的青年构成了一组组优美的人性风景画，“劳动”和“爱情”是表现优美人性的两种方式。例如在小说《水乡散记》中通过对“老豪”个人劳动事迹的写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水乡人淳朴无私、热爱劳动的天性。在《瓜园》中的“秋高老头”为了保住集体的利益，舍弃了自己辛勤耕种的瓜园；《日常生活》中的朴实而善良的“母亲”为了集体和家庭，任劳任怨。韩映山小说中的“劳动”不仅反映着普通劳动人民热爱土地的天性，更表达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在韩映山的小说中，“爱情”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从早期的作品《鸭子》到中后期的作品《塘水清清》《串枝红》，青年男女的纯洁爱情永远是韩映山乡土人性书写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或许从“爱情”这一角度出发，更容易反映出青年人的人格和品性，他们淳朴的爱情背后是水乡人民不被物欲遮眼的人性坚守。
如果说韩映山在文学创作中只是耽于乡土生活的诗意描绘，那么他尚不足以被称为“白洋淀派”的文学主将。准确地说，韩映山不是一个在诗意中寻求个人安逸生活的“隐士派”，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对新时代和新生活无限向往的热情，这种热情又区别于宏大叙事“高大全”，表现在创作中即是朴素的现实主义追求。韩映山的小说创作受到现代作家影响较大，尤其是鲁迅等人所创立的写实主义传统，他不仅师承了鲁迅、孙犁等人的诗化小说，也延续了二者的现实主义风格。从1952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鸭子》开始，韩映山创作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创作阶段，横跨了公社时代、“文革”时代和改革时代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韩映山在小说创作中对“现实主义”追求也逐渐走向成熟。
韩映山第一个创作阶段是1952年至1956年这5年间，这一时期是韩映山文学创作的个性展示期，在这一时期里，他写出了《鸭子》《湾湾的河堤》《水乡散记》《冰上雪花飘》《瓜园》等作品，相比于他中后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率真自然、灵气十足，创作个性十分明显，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诗意与时代密切结合的方面，处理的不够成熟，但是却奠定了他一生小说创作的风格基础。1960年至1964年是韩映山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是韩映山小说风格的探索期。这个时期内孙犁对他的创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指导，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韩映山受益颇多。1961年秋天，《新港》编辑部给了他三个月创作假期，韩映山回到故乡白洋淀在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写下了《作画》《放鸭》《雪里还家》《摘菱角》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非常简短，带有了散文化的特点。1962年创作的《淀边》《一天云锦》《瓜园月夜》等小说，更具有“采风”的性质，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淀边的生活风貌。1963年创作的《爱兰》《麦收时节》《父子之间》这些小说带有了强烈的形式探索意识，尤其是“写实主义”的自觉介入。韩映山这几年间创作的作品因为处在探索期，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尚不能认为是小说风格的进一步“深化”。而关于这一时期孙犁对其创作的指导，韩映山则回忆道：“后来，孙犁同志进一步指出，美是应该追求的，但美不应该是孤立的，她是和时代环境相关联的，否则，美是无力的。”孙犁的这观点让韩映山觉得有“重新回到生活中去，并面对现实”的必要，为此他开始探索小说的纵深度，尤其是开始注重创作视野的开拓。然而正当韩映山面临创作上“新的开始”的时候，“文革”风暴席卷了天津。在文艺界面临着复杂动向的“文革”时代，韩映山毅然选择“辍笔”，回到了冀北的故乡白洋淀并且一待就是10年。“文革”结束后，韩映山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77年到1984年是韩映山创作的成熟期，在这一段时期内，韩映山不仅保持着较高的创作量，《绿苇丛中》《田珍小传》和《残阳如血》等作品，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示出“写实主义”应有的深度与高度。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采菱村》《串枝红》《清风明月》等，不仅继承了孙犁小说的诗化与圆融的风格，在写实上更是紧贴着时代，写出了时代人民的心声。1985年后韩映山的创作趋于平缓， 1993年他推出了毕生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明镜塘》，这部小说虽然融汇了他前期创作的所有经验，但是在艺术个性上，尤其是在诗意和写实的融汇上，却未能真正超越他前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
真的时代体验、美的风景发现、善的人性追求成就了韩映山小说艺术的高度，但是他的成功不仅仅归功于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荷花淀派”这一文学流派给予了他更多精神上的引导与支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孙犁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流派“荷花淀派”曾经给文坛吹去了一股持久清新的“荷风”。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几个主要的“荷派”作家，以《文艺周刊》为创作阵地，在孙犁的影响和指导下，以趋同的艺术手法和创作风格树立起“荷派”的文学旗帜。韩映山在文学流派上归于“荷花淀派”，他不仅坚持了孙犁诗化小说的风格，也坚守了“荷派”的“风骨”意识，尤其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上和美学倾向上，始终坚持书写那些充满时代热情、健康向上且给人以“美”的熏陶的作品。韩映山曾经多次谈到孙犁的作品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风云初记》，像早晨的一片云霓，淀上的片片白帆，林间黄鹂的鸣啭，平原上摇曳的红高粱，带着奇丽的光彩，诗一般的意境，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溪流，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他和“荷派”重要的作家刘绍棠、从维熙和房树民等人更是保持着真诚的友谊，他们互相通信，在文学创作上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真诚的创作认同，“荷派”作家不仅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孙犁开创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在美学倾向上对“真与美”这一审美旨趣亦保持着高度一致。以韩映山为例，他的小说充满着一种乐观的精神氛围和引人向上的勇气，这不能仅仅归功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是“荷派”作家坚持追求“真善美”、坚持“人格与文格统一”的精神外化。韩映山说：“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主要看作品的生活细节真实和作家的感情的真诚。虚伪造作是欺骗不了广大读者的。作品能否存在，不在于几个评论家捧场，它要经受广大群众的鉴别和时间的考验。有的作品出世时，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时间越久远，越能发光放彩。”在对于美的寻求上，他更是坚持了“荷派”一贯的“道德净化论”主张，他的作品书写美、歌颂美，追求一种美的人格和人生境界，并非来自于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创作热情，而是有着鲜明的精神倾向。1980年，韩映山在《绿荷集》后记中这样写道：“文学是人学，它应该像人生那样丰富、多彩。它应该在鞭挞假丑恶的同时，宣扬真善美，给人以道德力量，鼓舞人类前进。它的功力应该是寓于潜移默化之中，陶冶人的灵魂。”而对于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韩映山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文学作品应该在反映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引导生活前进，写出人的品德和情操。作品的思想境界应该高一些。既不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又不应该凭着主观意念制造假大空。”纵观韩映山一生的艺术实践，他在乡土诗意中的现实主义追求，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图解”政治的理念上，而是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从时代的、人民的审美视角出发，复归于理想社会人性的探求。或许，这不仅仅是韩映山个人艺术经验的反映，更是“荷花淀派”文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荷花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具影响力的一支乡土文学流派，著名作家铁凝、贾平凹等人的初期创作也多受其影响。然而，这一流派的传承与发展却充满坎坷，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后，许多“荷派”作家在艺术风格上有了新的转向，刘绍棠、从维熙两人更是因为“错划”与“错判”的冲击，复出后在创作风格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韩映山虽然幸运地躲过这场运动，但是“荷花淀派”却如他所说的那样已经到了“留得枯荷听雨声”的地步了。对于这种变化，韩映山在惋惜“荷派”变化的同时给予了文友们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在他看来“荷派虽有起有落，有兴有衰，然而此流派的影响是不会终断的，他不会是强弩之末。”他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守“荷派”精神从事乡土小说的创作，不去追赶那些“赶时髦”或者“哗众取宠”的现实主义，始终追求乡土诗意中的现实主义书写，捍卫着“荷花淀派”文学精神的纯洁性，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守。1990年，韩映山在《关于“荷花淀”文学流派》一文中，又重申了“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这一创作宗旨，并且认为“如果违背这一宗旨，就是对荷派艺术的亵渎”，他在后期的创作中一直坚守着这宗旨直至生命结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荷派”文学最忠诚的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