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人民文学》创刊65周年的日子里，回想起我和《人民文学》的联系，感叹岁月流逝，但有些东西是永存心底的。说说和《人民文学》的三个“第一次”。
第一个：第一次听到《人民文学》这4个字，是在1976年的秋天，当时我在农村插队，因县里要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我临时被县知青办抽调去搞文字材料。有一天，知青办的办公室里忽然来了一位女同志，戴着眼镜，个子不高，但十分清秀，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标准的“知性”。她叫赵践，也是知青，早几年就开始写小说，而且势头相当好。但是她到底发表了什么作品，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不仅没有开始写小说，连小说是什么都不是十分清楚。赵践因为会写小说，被《人民文学》编辑部借用，在北京生活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她出现在我们面前，向我们介绍和讲述她在《人民文学》工作的经历。赵践的出现，犹如一道闪电照进了我灰暗、朦胧而又糊涂的内心，也把“人民文学”这4个字，引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并且从此在心里生了根。那一天，赵践所说的和《人民文学》有关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却一直没有忘却，就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赵践曾跟着《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一起赴灾区，现场采写，她的也许是平静的描述，在我看来，简直就像是传奇，绘声绘色，神奇而伟大。我不知道我后来开始写小说，和这一次的相遇有没有关系。我希望是有关系的。在这次相遇后的第4年，1980年，我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从此以后，我就在小说创作的路上开始行走，“且行且珍惜”。
第二个：1983年3月，我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那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叫《萌芽》，内容也完全记不清了，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想寻找这篇小说，可惜没能找到。我曾经出过的一些短篇小说集中，都没有将它收录进去，可见这是一篇我自己并不太满意的小说，当然并不说明我当初将一篇自己不满意的小说给了《人民文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哪里知道满意不满意，哪能评判作品的优劣——当然，即使到今天，写了30多年、写了许多作品后的今天，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知道满意不满意、已经学会评判作品的优劣，这个“知道”和“学会”是一个永远在行进中的过程。再回到当年，1983年的我，既没有写作技巧和能力，也没有判断的水平，惟一有的就是勇气，无知者无畏，就是敢投稿，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今天回想起来，真是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没有歧视，没有当头浇我一盆冷水，在我第一次投稿时，就录用了我的小说，这样温暖而有力的勉励，一直伴随我行走到今天，在此后的30多年中，我在《人民文学》发表过数十篇中短篇小说。
第三个：1985年春天，我第一次参加了《人民文学》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笔会，赵践又出现了，我是和赵践一起去北京的，江苏同行的还有黄蓓佳和周梅森。前不久我在温州参加《人民文学》的活动，碰到了李琦，她当年也参加了那次笔会，我们共同回忆起往事，回忆了许多文友，虽然时光不留情，我们都逐渐老去，但美好的情怀、年轻的意气在我们心间重温重现，对《人民文学》的深厚情感始终没有老去。1985年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的人该去的地方，《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都带着我们跑遍了，还给了我们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让我们遍览北京风光，记得我和赵践在北京街头第一回买酸奶喝，那个酸、那个怪味啊，我实在是无法下咽，还是赵践比我坚强，她分明也不适应北京的老酸奶，却硬是把它喝了个精光。我们用借来的相机在天安门前留影，因为根本不会拍照，照片里的人都是歪歪斜斜的，但是那几张已经很陈旧的黑白照片至今仍然在我的影集中煜煜生辉，折射出我们和《人民文学》的长久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