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中国故事由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这是大 问题。这个问题的首要之义就是讲述者能否有新鲜的实感和敏锐的触觉，如何既内在性地观察中国当下，同时又能超越一己的经验作出更具历史感的判断。徐刚将讲 述“中国故事”的希望放在更年轻的“70后”、“80后”的作家身上，而我却并不这么乐观。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一直以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都是常说常新的话题，它不断地被人强调且深入讨论。文学力求在“及物”的写作中反映世道人心，把握时代脉搏，进而积 极触摸现实议题，这当然是其当仁不让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文学竭力向现实靠拢，通过故事的讲述对社会问题进行“想象性的解决”，从而激起公众的关注和反 思，这也是在“纯文学”的藩篱之外，逐步改变当下文学“边缘化”处境的重要举措。
我们对文学史稍作回顾便可发现，当代文学的魅力其实恰在它的“当代性”上，即执著地关注现实，始终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思索现实提出的问题。比如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我们夫妇之间》就讲述了新时代城乡伦理的嬗变与价值冲突，而“百花时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极为敏感地涉及新政权官僚主义的 阴影及其现代病症，这些无疑都是当时的重要问题。再比如我们在讨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时不得不提到《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 都是在形象化的故事编织之外，讲述诸如“入不入社”，走不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等事关现实政治焦虑的问题。60年代以后的作品，无论何种题材，皆要努力呈现各 条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以文学的方式展开的现实政治生活的叙述。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的潮头此起彼伏，但无论是“伤痕”、“反思”、 “改革”抑或“寻根”，文学皆密切联系着现实的问题指向。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再到路遥的《人 生》等经典作品，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自我坦诚融入那个时代，讲述一代人和他们所身处的现实的故事，演绎出现实的矛盾与困惑、欢欣与苦痛，以及可喜的变迁和 艰难的抉择。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勃兴，在丰富文学表现技巧的同时，将“现实”的文学引向“虚构”的歧途。现在看来， 《虚构》《现实一种》《褐色鸟群》等作品在深化个人体验、丰富文学技巧的同时，对现实的问题采取了有意疏离的姿态。于先锋作家而言，“现实性”反而成了制 约文学走向卓越的罪魁。但他们开启的“纯文学”观念其实走向的是一个“圈子化”的小众世界，其作品的格局也日益狭窄。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学甚至逐渐沦为学 院体制与批评机制供养的“文化标本”。此后，随着文学的分化，呈现生活现实的责任反而被拱手交给商业写作和消费主义文学，而“纯文学”则携带着更大的理想 走向沉沦。这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密室写作者”，不断地疏离现实世界的人间烟火，沉迷在想象与技巧的泥淖之中，妄图用观念和语言的狂欢来驱逐现实生活 的痕迹与意义，而他们也理应为如今文学边缘化的现实负责。直到新世纪伊始，人们才开始不断地对“纯文学”观念做出检讨，重新认识到作家看清广阔现实的重要 性。
如今的文学，当然已经很难令人满意。这突出地表现在，功成名就的作家们总是在“纯文学”的惯性下写作，他们似乎早已丧失了把握现实的能力，因而 也总是习惯咀嚼一己悲欢，与现实的苦难巧妙地擦身而过。相形之下，那些商业化色彩浓郁的文学形式，反而以别样的方式维系着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比如那部 因道德之名为人所痛斥的《蜗居》，它所表现的房地产世界以及百姓生活，终究是时下中产阶级最为关心的现实问题，大资本与腐败官场的阴影之下，“普通人”艰 难而又令人心碎的价值抉择，所呈现的正是时代的病症所在。就连郭敬明的《小时代》也展示了现实生活的重要侧面，它裹挟着青春文学的印记，商业的气息也扑鼻 而来，但小说(或电影)所表现的时代情绪还是能够让人清晰捕捉的。虽然作品本身并非以批判的姿态呈现，但郭敬明这位文学商人的全情投入，确实能够让人体认 新时代的财富崇拜与“金钱奴隶制”的魔力。
这两年成名作家的作品集中出版，比如马原的《牛鬼蛇神》、林白的《北去来辞》、苏童的《黄雀记》、韩少功的《日夜书》等，然而给人的感觉是，尽 管老作家的功力尚在，叙述圆熟令人称道，但稍感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皆流于个人情绪与历史记忆的表达，仿佛都在思忖个人的体验与悲欢，而回避对现实的描写。 在此之中，余华的《第七天》和马原的《纠缠》，虽然都是不同程度的“中国故事”，难得地体现出作家的勤勉和变化的决心，但事实却残酷地证明，他们的努力终 究难以令人满意。
《第七天》是余华停笔多年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亦被认为是对现实展开“强攻”的作品，但正如人们所评价的，他所发现的问题只是流于新闻片段的拼接 和微博热点的剪辑，总体并不能令人满意。客观地说，小说《第七天》实际上延续了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对现实的描绘与情感态度。正如他在那本随笔集 的后记中所说的，他“写的就是中国的疼痛”，而《第七天》所体现的现实态度和历史看法则如出一辙，只不过以小说的具象方式呈现了出来，其中当然不乏更为情 绪化的叙事表达。在他看来，这个长篇作品写的是“一个国家的疼痛”，一个平凡人“死无葬身之地”的故事，贯穿其间的拆迁、死婴丢弃、“鼠族”生活、杀警 案、地下卖肾等元素在小说中聚集，构成一个万花筒式的当代现实世界。其中作者的激愤在于，小说里只有死人的世界才是没有贫贱、没有悲伤、没有仇恨的人人平 等的所在，因而多少包含着一些“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毛病。总的来看，小说流于一种浮泛式的现实描摹，贯穿其间的亦是愤恨式的情绪表达和寓言化的观念演 绎，再加之小说章节之间的叙事并不流畅，情感难以衔接的弊病较为突出，这些都不免让人怀疑作者写作的诚意。当然，小说也自有其复杂面，其包含的微妙抒情性 不容忽视，另外语言中也蕴含着一种阴郁和绝望的美感，这都让人想起他早期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某些风貌，这或可算作《第七天》为数不多的亮点吧。
另外一个小说是马原的《纠缠》。小说体现了作者在形式的迷狂之后把握当下现实的努力。小说以一个中产阶级城市家庭围绕遗产展开的各种争夺与纠缠 为中心，呈现了这个以金钱为中心的“最坏的时代”。小说试图以“形而下”的姿态贴近日常生活，这一点与他过往的小说大异其趣，甚至与复出之后的《牛鬼蛇 神》也完全不同，作品涉及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机场、保险公司、法律条文等等，体现出马原小说难得一见的新意，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本人却仿佛与此有着一种 刻骨的隔膜，这位当年的“先锋派”作家似乎仍未从昔日的荣光中回过神来，他始终无法清晰地讲述一个故事，因而他一再声称的日常生活也终究变了味道。这便犹 如一个从来不屑于日常性的作家，突然有一天面对着如洪流般汹涌的日常生活时所展现的惊愕与无所适从。
当然，也有人声称这部小说“读起来真过瘾”，“是非常好读的作品”，但更多人还是刻薄地称之为“生活的‘段落大意概括’”。而事实上，这个“更 接地气”的作品，其情节设置和表现深度上的平庸和疲软还是一目了然的。尽管作品想竭力表达出现代生活的荒诞感，但他的刻意设计却并没有起到效果，那所谓钱 德勒式“悬疑”更是被遍布的“狗血”桥段无情冲垮。联想到此前并不成功的《牛鬼蛇神》，以及与《纠缠》如出一辙的《荒唐》，都无情地表明了“先锋之后”马 原的叙事窘境。
小说家当然是要用“谎言”来展现“真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虚构的“谎言”都能自动产生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也并不是所有的现实都是天 经地义的“真实”。无论何种叙述，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寓言的还是写实的，古典的抑或现代的，作者的全情投入和饱含诚意的书写，才是文学自我更新的机遇所 在。作为与《第七天》《纠缠》形成对立的作品，在此有必要提及方方的那篇引人广泛讨论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伤悲》。这个作品以朴实的笔调热情讨论了农村青 年的个人出路问题，虽则为一部脸谱化，甚至略显隔膜的个人故事，但却可以从中从容读出一个阶层的整体面貌，它所深切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正在上演的悲剧故 事。因而“涂自强”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个人的遭遇便与这个深切变动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小说本身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方方的这种写 作，也执著证明了文学在咀嚼一己之悲伤的同时，努力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文学总是在期待当下鲜活的现实经验，它理应包含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现人气蒸腾的现实世界，并积极融入个人真诚的感受与发现。因此，相 对于经典作家的圆熟但不接地气而言，我们其实可以更加期待当下更为活跃的“70后”、“80后”青年作家，比如徐则臣、张楚、弋舟，再比如更为年轻的蔡 东、孙频、宋小词，他们都在努力谱写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敏锐观察着不断变动的现实世界，他们用自己的作品阐释个人所置身的这个时代，尝试着表现时代的难 题，表现人们内心的感动和期盼，进而展示世俗社会里的世道人心。这群随时代共同成长的年轻人，是未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