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优良传统，是由来已久、代代相传的，最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赵树理。早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深受新文学运动影响而成长于太行山区农村的赵树理，就提出了做个“文摊儿”作家、为农民写作的创作理念。《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之后，赵树理创作发表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系列实践作品。在《讲话》的指导下，在赵树理作品的影响下，后来被称作山西文坛“五战友”的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创作出了一批同样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形成了独到的创作方向和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山药蛋派”。从奠基人赵树理到张平，这个流派横跨两个世纪，历时近百年，在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绵长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为人民写作是山西几代作家的不懈追求。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有8位：马烽、冈夫、西戎、孙谦、束为、胡正、郑笃、张平，他们的创作主张一直对青年作家产生着深远影响。马烽同志健在的最后几年，我正编辑着《山西日报》的文学副刊，马老让他秘书给我送稿子的时候，经常会附一张小小的便笺，叮嘱我要学会多观察生活、思考生活，那几张用铅笔写就的纸条我一直珍藏着。“深入生活”是山西几代作家的优良传统。从“山药蛋派”五老到新世纪以来的中青年作家，很多人都在省作协的帮助下有过挂职体验生活的经历。他们一直笃信和践行着“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为了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和大众生活的作品，他们大多挂职到县乡，蹲点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吃住，一起劳动，从而创造了山西文学的持续辉煌——包括“晋军崛起”，也是插队知青和山西地气融合后生发出来的一个高峰。
我个人在这方面也受益匪浅。2004年前后，我的创作陷入了一个瓶颈期，刚开始以为是灵感的枯竭，后来发现其实是生活积累的贫乏，同一个素材反复使用，思路和格局也打不开。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省作协物色青年作家挂职体验生活，我就积极地报了名，如愿以偿地回到故乡洪洞挂职县长助理，跳出书斋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和干部群众一起为家乡建设发展出力流汗。后来又担纲分管科教文卫的副县长一职，投入到了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包村子、跑项目，处理上访事件，和各种身份、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这一干就是满满当当的4年。这4年中我忘记了写作，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作家。就在我以为自己就要远离文学的时候，无数的灵感、故事、人物、思想却纷至沓来，以至于靠一支笔根本就无法书写和表现。4年的挂职体验生活，使我从 “江郎才尽”的枯竭转变为“井喷”状态，也使我的眼光从个人体验转变到关注大众、关注时代上来。基于对这个时代大众的精神状况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尤其对乡村的风俗沿革、生存状况和农民的精神诉求的深入了解，我相继创作出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等，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
毛姆在评价巴尔扎克的时候说：“在所有为世界增添精神财富的伟大作家中，我觉得最伟大的是巴尔扎克。他是个天才。有些作家是靠一两本书出名的……但是他们很快就江郎才尽了，即便再有作品，也是重复而已。伟大作家的特点就是作品丰富，而巴尔扎克的作品真可谓丰富得惊人。他表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生活，而他描写的领域则像他的祖国一样广阔。”多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同样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的创作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发现现实主义才是最先锋的，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是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他们直面现实、直面矛盾，直面人的生存现状，同样直面人的精神境遇，他们是时代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就像巴尔扎克，怎样丰富的阅历和强大的内心，才能把这样多变的时代和复杂的人物表现出来啊！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养，在完成以挂职经历为蓝本的长篇小说《浮云》后，我决定再次深入生活，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来做个深入研究，也就是说通过对历史的认知和历史小说写作，来锻炼自己的历史眼光，然后再用历史眼光来观察当下、书写时代。我选取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通过东征山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那段历史，并申报成为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这段历史在文学上鲜有表现，史料也不充分。我用了3年时间来到当年东征的渡口和黄河两岸采访，考察地形、搜集资料、咨询专家、访问当事人，沿着当年红军东征的路线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得到了沿线干部群众的热心帮助。比如说永和县，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率中路军曾在永和转战13天，并在此地作出回师西渡的重大历史决定，由永和县于家咀渡口西渡回陕。在我多次采访期间，永和的书记、县长亲自带路，沿着当年毛泽东进出永和的路线跑了好几天。当时正值春雨连绵，有些山路湿滑，车辆不能通行，我们基本上是互相搀扶着徒步上山下沟的。他们县的宣传部长、文联主席、文化局长、东征纪念馆馆长、导游员和专家们都跟着，走一路介绍一路，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有时候关于传说和史料的偏差，我们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以至于面红耳赤、拂袖而去。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把当年的季节气候、地理环境、人居环境，老百姓养什么牲口，地上长什么草，都摸得清清楚楚。回太原后，如果永和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他们又会及时从网上给我发来。就这样，历时3年终于打通了史料，理清了脉络，开阔了思路和作品格局。万事俱备，今年初，我向作协请了8个月创作假，一气呵成30余万言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使自己的创作完成了对历史的书写，也使自己的作品种类趋于丰富。
生活就是一座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写作也永不过时，并且常写常新。自2005年为了解决创作素材挂职体验生活，到2011年带着创作任务有目的的定点深入生活，我不但完成了自己创作上的不断转型和成熟，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和时代不断地引发我的思考，有些作品在头脑里慢慢地聚拢和成型。挂职伊始的10年后，我完成了表现中国乡村文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迅速湮灭的长篇小说《众生之路》，里面的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乡亲，里面的事件都是这些年来正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发生的，这是一部乡村文明的挽歌，我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的思考。作品将发表在《莽原》2015年第1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的全国青创会上，我做了《生活远比想象更精彩》的大会发言，这不是我个人的心得，这是山西文学半个多世纪持续辉煌的法宝，也是山西几代作家奉行的信条。我理解，为人民写作是符合创作规律的，文学大众化的主张，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出现的，从新文学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也是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人民的阅读离不开表现他们生活的文学作品，人民就是文学的生命力。这就要求我们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表现这个时代。生活体验对作品的重要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能够写出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正是基于他长期而深入地对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当事人采访和进行史料研究，而他对战争场面无与伦比的描写，也是因为他亲身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像巴尔扎克那样具有惊人的创造力，他也不是凭空想象，他在小说中若要写到某种场景，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去做实地考察，有时不惜作长途旅行去看一看他要描绘的某条街道或者某所房子。左拉说：“从来没有人把想象派安在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头上。人们总是谈论他们巨大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更应该有这样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