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林杉诞辰一百周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剧作家，其创作的《党的女儿》《上甘岭》等影片每年还不时在电视台播放，但他的名字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作为他的女儿，却是经常地追索着他的身影、他的信念、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似乎，天人相隔的两代人之间，相联系的不再是生物密码，而是历史密码。
手不释卷，是父亲树在我们心头永远的雕塑。他出生于上海小职员家庭，家徒四壁，但一生酷爱读书。这个习惯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养成的。父亲原名李文德。大革命失败后的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在浙南被捕，被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这所监狱是南宋大理寺的旧址，岳飞就屈死在大理寺的风波亭。
在狱中，中共特别支部提出，“把国民党的监狱变成共产主义大学”，初中肄业的父亲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及英语等课程。幸运的是，他碰到了熟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著名演员刘保罗。几年前，他还在读中学时，曾经组织了青虹剧社，排演进步戏剧，给他们辅导的便是刘保罗。刘保罗为他一人开设了戏剧课，讲莎士比亚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难友们大多成为了国家经济领域的学者与骨干，而他从事了文艺工作。父亲生前曾经多次深情地怀念刘保罗——这位引导他走上文艺之路的前辈。
抗战爆发后，父亲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建并领导了吕梁剧社、大众剧社等抗日文化团体，编导了二十余部戏剧作品。除了排演从延安学来的《白毛女》等话剧、歌剧外，他还借用晋中秧歌剧、山西梆子、眉户剧等地方戏曲，反映抗战或根据地的新生活。他尝试着将传统戏曲与外来戏剧形式“嫁接”，希望能生长出新的艺术形式——民族新歌剧。不断学习，不走老路，使他在创作上不断有所收获。
1949年，父亲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一进京，他就被中央电影局“盯上”了。作为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父亲切身体会到“缺剧本”，于是，他边学边干，进入电影王国。1950年，他的电影“处女作”《吕梁英雄》问世了。剧本改编自老战友马烽、西戎的小说《吕梁英雄传》。
他跟刘保罗学了两年导演理论，在山西当了近十年舞台导演，所以，他想圆自己的导演梦。1954年，父亲从北京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不过，除了随沙蒙一起导演了《上甘岭》外，他主要从事电影编剧，因为全国“剧本荒”。父亲一生共完成了十二部电影文学剧本，十一部被搬上银幕，其中十部完成于1950 年至1960 年间。一年一部的速度，可见他当时的创作力是相当旺盛的。与此同时，曾经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部主任、艺术副厂长的他，还参与修改了不少电影剧本，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父亲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且关注时尚，但自我要求高，敢于推翻自己，所以，他写东西很苦。那些年，每有一个构思，他便深入相关地区，搜集素材，阅读资料，甚至一个人住到军营里，不分昼夜地写着；拿出初稿后，普遍征求意见，然后再离开家，再次不分昼夜地写着。因此，父亲的电影是心血熬成的，是苦胆泡成的。电影史家充分肯定了他在电影与中国戏曲结合方面、电影结构方面的探索与成就。父亲的电影作品完成于“文革”前十七年，带有当时的印迹，不过，其中所饱含的革命激情是纯真的，对于艺术创作的追求是纯粹的，对于生活与人生的态度是纯净的，经得起时间的推移与检验。当年，他主笔创作电影《上甘岭》时，觉得写的歌词不理想，便请来当时风头正劲的青年词作家乔羽，创作了数十年唱彻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
苦读，苦寻，苦熬……父亲一生的关键词第一是苦心孤诣，他就像是寒林下的一潭秋水，波澜不惊，却在那儿和着光、应着风，自觉自愿地在那儿沉淀着、深思着……1969年冬天，全家被驱赶到天寒地冻的东北农村，父亲在如豆油灯下读书的身影，刀刻斧凿般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父亲的一生中，有两个梦缠绕着他不去，一是创作与工作，他曾经在戏剧与电影两个领域不懈地耕耘着，晚年又先后担任《大众电影》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首任会长。这个梦是美梦，对于父亲这辈人，工作着是美丽的。或者说，父亲以一生不懈的奋斗证实着自己对于信仰与事业的忠诚；另一个梦却是噩梦，就是他的“叛徒”罪名，从1938年至1986年，差不多整整五十年，这梦魇如影相随，如山沉重。
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父亲曾经两次被租界的巡捕房关押。每次，被亲友保出后，他没有回家，立即投入新的战斗。1937年，他在杭州陆军监狱坐了五年牢。这时，监狱特别支部在与狱外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根据新形势，做出了一个特殊决定：刑期已过三分之一的同志可以进反省院，履行“手续”先期出狱。父亲接到狱中党组织的通知，按规定履行“手续”出狱。
出狱时，父亲二十三岁，因为执行了狱中特别支部的特殊指令，父亲从此有了“历史问题”，且由“个人负责”。出狱后，他在上海没有找到党组织，听说山西有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牺盟会，于是奔赴山西。
他以满腔的热情与全部的智慧投入民族解放运动，曾任牺盟会洪赵中心区组织部长兼五县游击队政治处主任，不久，组织上让他转行，从事文艺工作。父亲渐渐意识到了“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1939年，父亲率由他创建的吕梁剧社全体人员赴延安学习，他这个社长由于“历史问题”被只身退回了山西。1942年整风时，晋西党委重新审查了他的“历史问题”，允许重新入党，党龄从1942年算起。“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戴上了“大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直到1986年，他的“历史问题”才报请中央彻底解决——“由组织负责”，党龄从1931 年算起，恢复了1930年的团籍。这年，父亲已经72岁了。
从我懂事开始，父亲的历史问题是我们全家的包袱，这包袱曾经无比沉重，但是，我们受妈妈的影响，相信他。许多年后，父亲说，就因为妈妈和大家对他的信任，他没有选择自杀。当然，还有比我们更重要的事为父亲所牵挂，那就是他的事业、他所热爱的祖国与人民。
父亲身体瘦弱，性格温和，语调平缓，对事认真，对人温和，电影界说他是个“好老头”。 人说父爱如山，对于我们，父亲却是温情如水，山泉般清澈，江河般畅达，大海般深沉。他没有如山般为我们承担什么，但他如水般使我们能够承受一切。一生中，对于似有似无的控制，对于不由分辩的曲解，对于歇斯底里的打击，内心强大的父亲没有对抗，没有申辩。他以读书应对苦难，以工作了却苦难。
1992年初，父亲平静地走完了他的读书人生。“静心如兰”曾经由张仃先生书写，挂在父亲的客厅里。那是父亲的终极诉求，如今，却是父亲的化身。如兰不绝的清香，荡涤着我们，护卫着我们。
《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30日 2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