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贵是当下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他先后出版过《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施耐德的一日三餐》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迷路》等。应该说哲贵的小说产 量并不高。但是，就这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使哲贵在文坛声名鹊起炙手可热。他应该是“70后”作家被关注和讨论最多的作家之一。哲贵之所以能够在当下的文 学环境中异军突起，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他改写了一个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社会观念以及文学本质化书写的传统。这就是对商人“为富不仁”、“无商不奸”、 “商人重利轻别离”、“唯利是图”、“钱权交易”、“钱色交易”等不变的成见的改写。在哲贵之前，对商人那种本质化的观念预设已经被普遍接受。因此，古今 中外的文学作品，凡与商人有关的形象大多不怎么样，更遑论可爱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莫里哀笔下的阿拉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里笔下的泼留希 金等，几乎穷尽了守财奴的嘴脸；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西门庆，在《水浒传》中还只是一个恶霸、富商、官僚，但到了《金瓶梅》，西门庆不仅是一个以经商 为生敛财发家的“为富不仁”者，更重要的是他因金钱而膨胀的对女性占有的无边欲望。商人形象的不堪和最后的悲惨结局，几乎是文学作品一以贯之的“谱系”关 系。这一观念不是没有道理，特别是在阶级论盛行的时代，“钱”成为一个与道德相关的概念。但有趣的是，一方面人们在痛恨地批判“金钱”的罪恶，一方面，金 钱又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支配力、最让人神往的东西。
应该说，在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商人不择手段对利益的攫取和各种欲望的膨胀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里，同样隐含着商人的 商业活动对推动人类历史走向现代文明的巨大价值和作用。当然，这是一个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思考的问题。而文学在“征用”商人这一符号时却先在地赋予了它既 定的含义。哲贵的小说既没有传承这一社会观念和文学谱系，当然也没有刻意反其道而行之。他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打量世道人心的眼光，他是以“不怀偏见”的心态 书写了信河街上的富人们的。
朱麦克是一个常年“住酒店的人”。这个风度翩翩的成功人士是一个40出头的中年男子。他有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也经常不乏自恋地将自己“脱得精 光站在镜子前，侧着身打量自己，镜子里的身材匀称、笔直，身上的皮肤白里透红、细腻、光滑、纹路清晰，没有明显的瑕疵，几乎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而且他 为人低调，无论住店还是开车，从未奢求过分。这样一个几近完美的男人，按照一般的思路，“艳体想象”将是朱麦克故事无可逃脱的路向。但是，哲贵却在他险象 环生甚至只差一步之遥的边界止步。朱麦克既没有和酒店老板的女儿柯巴绿顺水推舟，亦没有与美女记者佟尼娅两情相悦。他曾应邀去看望离婚后在南国开酒吧的佟 尼娅，但最后也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望着坐在酒吧门口的佟尼娅而终未走上前去。朱麦克又回到了他的酒店，“他发现不安的心这时突然安静了下来”。这就是哲贵 式的处理人物的方式，在哲贵看来，朱麦克规则之外的男女之事，或许只可想象而不可经验：《住酒店的人》表达了人性的诗意是可以超越男欢女爱的。所以哲贵 说：“我所有小说的主题都跟探寻自我有关”，“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写我的理解和希望，以及理想”。
《陈列室》是一个悲苦的情感故事：情侣保健用品厂的老板魏松与朋友许大游的表妹林小叶一见钟情。半年后林小叶不辞而别去了加拿大。10年后，经 历了两次失败婚姻的林小叶又回到了信河街。盲目结婚的魏松重新唤醒了当年的“味觉”和感觉：林小叶身上的“牛奶味”和尚未发达时用自行车驮林小叶的情景， 又如诗如画地映现在魏松的眼前。两人在宾馆相见，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又是都有过男女经验的人，情形可想而知。但是，事情却在一个边缘地带戛然而止，他们没 有发生床上的故事。林小叶又回加拿大了。故事的感人之处即是两人各自天涯处。林小叶独处时用的是魏松的产品，而魏松所有的“塑料女人”都是按照林小叶的形 象设计的。两人各在对方心中。魏松与朱麦克，是哲贵理解的成功人士的另一面。
对成功人士的诗意想象和书写，是哲贵小说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哲贵也从更复杂和多样的角度书写了这个阶层的精神乱象和困境。《雕塑》是哲贵的 名篇。小说就三个人物：唐小河、董丽娜和徐娅。唐小河和董丽娜是夫妻，徐娅是董丽娜的同学。徐娅因董丽娜介绍给唐小河学习雕塑而建立起了三人关系。这是一 个典型的“三角关系”，这个关系为后来的故事奠定了无尽的可能性。但哲贵没有走艳俗路线，而是在马桶经营过程中，镶嵌进了一个男性与职业相关的无意识行 为。三人起初是合作关系，公司倒闭后各行其是，唐小河与董丽娜创办了“痛快”马桶品牌，后在市场大行其道；徐娅用“盗版”方式同样获得了市场成功。这些故 事如果没有后来的叙事将平淡如水。有趣的是，唐小河也用仿造的方式鼓励妻子董丽娜“装修”身体，董丽娜也乐此不疲。但是，这一人体“装修”的背后隐含的无 尽寓意以及夫妻间的心腹事，却令人挥之难去。
《金属心》是哲贵重要的小说之一。霍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因此难以实现当乒乓球运动员的理想。他“炒楼盘”致富后去英国换了一颗金属心脏，但并 没有为霍科带来新生。他不仅依然不能打乒乓球，不能沐浴，而且也没有改善与妻子苏妮娜的关系。周边人尔虞我诈的交易更使霍科身心俱疲。霍科的起死回生是遇 到了盖丽丽之后。霍科不仅在盖丽丽那里以幻象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压抑已久的乒乓球梦想，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久违的爱情。爱情使他那颗趋于冰冷的心重新勃动起 来，重新有了温度。此外，哲贵的《走投无路》《跑路》《空心人》《牛腩面》《责任人》等，都书写了富人阶层不为人知的烦恼、麻烦和各种纠结。因此李敬泽 说：哲贵小说的“人物有了苦恼，这种苦恼是双重的：一重是苦恼本身，另一重是苦恼于不知道这苦恼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的观念和词语中，没有为这苦恼做出准 备，留出位置。虽然作为读者的我们通常会轻易地看出，他们的苦恼无非就是，生命意义何在？人生是否另有可能？”此言甚是。
当然，哲贵笔下的信河街也不都是成功人士。比如《安慰》中的黄乾丰，父亲因一场大火赔付客户而“倾家荡产”，他无论外形还是气质，都像废墟一样 “都消沉着，都在慢慢地沉寂下去”。他惟一的寄托或面子，就是儿子黄乾丰能够在武会上夺取胜利。“我”——黄徒手和黄乾丰的最后争斗难分高下，但同时获得 了冠军。当黄乾丰将奖牌递给他爸爸时：“他爸爸的手抖了一下，好像要抓，又停下来了。但是，我看见了他爸爸又直又硬的眼神，很快就柔和了下来。慢慢的，他 的眼睛红了起来，眼珠子也跟着亮了起来”。黄徒手父亲亲传黄乾丰武术，他没有什么大义凛然或豪言壮语，但可见他的用心良苦；黄徒手虽然倍感委屈，但一个少 年的善良感人至深。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哲贵对人性书写的水准达到怎样的深度和高度。
另一方面，哲贵小说几乎都有寓言性质。比如《倒时差》，这个时差与物理时间有关，与地球两侧的黑白颠倒有关，但小说的寓意显然不在物理时间这 里，而是对情感与资产“时差”的颠倒，“情感”与“资产”同是欲望范畴却有着极其不同的社会与文学内涵；还有，哲贵对气味的敏感是他小说的一大特征。各种 气味散发在不同人物的身上，气味与人的性格、气质和情怀互为表里，使小说有了一种别有的气息的同时，也使气味具有了隐喻性质；而反复出现的人物如黄徒手、 某某“尼娅”等，也使“信河街”上的人物以“仿真”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如何理解和书写今天的成功人士和富人，看法历来不一，即便今天仍然壁垒分明。陈应松说：“我讨厌城市、富人，有着华丽居所的电影和小说，我认为 他们的所有表演都是矫情的。他们的痛苦极不真实，他们神经质、变态、令人恶心。只有农民和小人物的感情才是真实的，他们的痛苦优美无比，幸福催人泪下。” 之所以有这种比较绝对或偏激的看法，作者自己分析说：“我之所以如此，可能与我的生活，我出生在乡下有极大的关系。这也许是一种写作的宿命吧。”“我虽然 走向了很远，但没有走出我的内心，没有走出我坚持的东西，我依然一如既往，热爱农民和下等人，也就是说，热爱我童年接触到的一切，热爱我的阶级。”(陈应 松：《松鸦为什么鸣叫·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陈应松的表达自有他的道理，他按照自己的逻辑确实写出了很好的小说。在一个观念多元化的时 代，重要的也许不在于作家表达了怎样的观念，关键是他对自己的表达是否真的怀有诚恳并且相信。
哲贵说，2006年，我开始有意识创作“信河街系列小说”时，并没有考虑她属于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但有两点已非常明确：一、信河街是地理意 义上的一个名称，泛指一条街道、一个社区、一座有浓郁特点的城市甚至是一个飞速膨胀的国家，也就是说，她从地理概念上属于城市。二、我要描写和刻画的是一 个从事商业活动的成功群体，这些人被称为时代英雄，而我要探讨的是这些英雄生活背后所要面对的巨大精神问题。这不仅与哲贵的自我期许有关，同时也与他的生 活环境和经历有关：
我生在温州，长在温州，我亲眼看着这30多年来温州的飞速发展，我亲眼看着我身边的一批朋友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富起 来的，在很多时候，我其实也参与其中，我知道他们所有快乐，他们的快乐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是我的快乐。我跟他们没有隔阂。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普天下 的人都知道温州人有钱，知道温州富翁多，温州的别墅多，而且贵。可是，谁看见温州的富翁们的哭泣了？没有。谁知道温州的富翁们为什么哭泣？不知道。谁知道 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装着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的人生出了问题，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可能是中国的，也 可能是全人类的。因为谁都知道，这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这些改变，首先体现在这些富人身上。我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一个写作 者，我有责任把我的视角伸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把我的发现告诉给世人。所以，起码在这一阶段，我的写作视角会一直关注这个领域，当然，我以后的写作视角会 拓宽，但对富人阶层精神的探究依然会是我的保留节目。(《身份迁徙与心灵蜕变——我对城市文学的理解》，载《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5期)
哲贵对成功人士或富人阶层的“逆向”或“反谱系”写作，不仅是一种观念，同时也是一种胆识。他敢于以同情、悲悯的心情去书写这一阶层的苦恼、混乱乃至疼痛，以平实、温婉但也正面强攻的姿态面对过去的阶级论或流行的“仇富心理”，显然是有充分准备的。
但是，我稍有疑问的是，当哲贵书写这个阶层当下的时候，他有意略去了这个阶层的“前史”，而他们所有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否也与这个“前史”有 关呢？如果哲贵所表达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将如何理解过去曾经建构起来的历史呢？除了观念层面的问题外，我觉得哲贵的小说在语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 考究，他常有缺乏表现力的语言出现，行文还略显随意。如果哲贵有能力在观念层面回答这些问题，并在语言方面再精致些，对他的文学前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怀有更 高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