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惊惶庞麦郎》，我感到生理上的不适。“女服务员正在把旧床单扯下来，一抖，毛发、皮屑泼泼洒洒散在空气里。他起身，冲水，马桶剧烈抖动”。这个画面直扑脑海，我仿佛真的看见了漂浮在浑浊空气里的头皮屑。我下意识躲避了一下，仿佛在躲避这个“头发板结油腻，弓着身子站在上海普陀区的街道十字路口，羞涩得似乎想把自己藏起来，抠着手”的男人。如果他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贴着“底层文学”标签的小说里，我都欣然接受。唯独出现在一本人物杂志里，却觉得非常不适。是什么让我不适？是脏乱差的环境，还是庞麦郎漏洞百出的话语和混乱不堪的生活习惯。我竟一时答不上来。
这篇报道太细节了，细节到我几乎要不相信庞麦郎就活在身边：“房费每天158元，位于转角，不足10平方米，没窗，大白天也得开灯。床脚的被单上，沾着已经硬掉的、透明的皮屑、指甲、碎头发和花生皮。唯一的板凳上堆着他的褐色牛仔布大包”，“他拎来一袋生花生叫记者吃，然后径直去了洗手间，隔着半透明的玻璃门，一边蹲坐在马桶上一边说，‘我要上封面，必须在最前面，拍照也必须把我拍得帅，你不要跟我耍花招。’”记者用一双冷静的眼睛注视着这个草根的一举一动，尽量还原他的生活。是不是这些扑面而来的细节，让我不适？
写实电影，底层小说，都跟我们隔了距离，我们始终在观看别人的生活。我想起热播的家庭调解节目。看别人在电视上声嘶力竭、拍案而起，人们不禁庆幸：幸好咱家不这样。因为不是“咱家”，所以看得踏实，丝毫不会有对自身的联想，还能评点一二。微博上那些悲惨的故事，我们难过地转发、呼吁、伸出援手，但他们，从来不是，也不会(该)是我们。只有距离很远的事情，我们才有力气声讨、悲悯，所有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就不再是事情，而是灾难。我们大概没有想过，那些当事人，只有两条路：往前，硬着头皮走下去；往后，一败涂退回去。
再读一遍，我渐渐明白，我感到不适的原因。这篇报道的写法，把我们一开始就摆在了当事人的角色上。还来不及用道德评判，我们就被大量的细节击中——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缺乏教育，逻辑混乱，因执拗而显得可笑。结尾落在“无人喝彩，他为自己按响了屏幕上的‘欢呼’键”。这生活，竟让我们看不到出路。
出现在报道里的庞麦郎，打小就是个怪人，“庞明涛(庞麦郎原名)从小在姑姑家长大，自认‘书很用力很乖的’，但因家境和成绩不好，很早就退学了，也不讨人喜欢。聊到家人，他紧皱着眉，把头埋在膝盖上，‘不说他们，没好的人。’成名后，儿时玩伴庞志斌在贴吧发帖，骂他‘想红想疯了’。‘他小时候就是个拐棒子(脾气古怪)’”——很《来自星星的你》不是？
这种怪异，一般被归结为成长过程中的先天不足或后天灾变，比如基因病变、父母离异、家庭暴力。庞麦郎虽然家境不好，由亲戚抚养长大，但并没生活在极端环境里，以致可以成为他怪异的原因。这怪异仿佛横空出世，骨子里就带着。对这种人，我们一时难以接受，下意识地远离。而对那些童年不幸的人，我们却愿意贴近抚慰。如果换成作家来写，想必会对庞麦郎的成长过程和心理变化一探究竟，就算不是家庭悲剧，也是被事件触动，有了诱因的性格变化，才使得人物“可靠”，我们看起来才觉得心安理得——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
庞麦郎日后的种种表现，都是他骨子里的怪异所致。为二十块钱大闹警察局，对人充满戒备，时常有被骗的感觉，为了“国际化”自称台湾90后唱作人。有人分析这篇报道争议的原因：对庞麦郎这种神经质的表现，文章缺少足够的背景追问。庞麦郎对成功的渴望可以理解，但为何会扭曲到几乎病态的地步？对这些追问，报道没有给出原因，就像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文章告诉你的只是——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伴着流行文化成长的我们，面对失去前因后果的人生而无所适从。空降的怪人让人心生恐惧。而这个怪人，居然成功了——五万一场的商演，MV，上北京台，出专辑，靠着不在调上的“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和团队的运作，成了乐坛新星。他红到KTV要靠播放他的MV来招揽生意。我们是不是在把他当作娱乐消遣的同时，隐约羡慕着他的好运气，甚至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模仿着他的成功路线。网络发表歌曲，选秀，寻找唱片公司。我们自信，只要有运气光顾，他们能比庞麦郎做得更好。正是这份自信，让人们难以接受庞的不堪。这之中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我们看不起的庞麦郎却成了我们奋斗的目标。媒体更把他打造成了一个草根逆袭的范本，还有网友给他贴上“大神”、“神曲”、“励志”的标签，渐渐地，没有人关心真正的庞麦郎是什么样的。
一旦提到“草根”，我们想到的是他们历尽了艰难，有朝一日终于功成名就，埋没的金子发出光芒。这个范本，数年前的缔造者是王宝强。草根可以穷，可以潦倒，但朴素，勤奋，有志气，不停奋斗，最好还诚恳谦虚……天啊，这不是圣人吗？不，这大概就是我们臆想中的草根。前几年王宝强偶尔撒个野，舆论便喋喋不休，现在，庞麦郎简直是在败坏草根形象了。不过，这或许就是草根的真实情形，他们住处破烂，不善自我经营，甚至还撒谎，吹牛，不知天高地厚……但是，这就是他们，如假包换。经历了黑暗，难道会没有阴影？长期的底层经验，难道会不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钉子穿过身体，难道会没有钉痕？我们太爱相信神话，却不愿意看到真实。那么，你去过你的生活，别让他们做你的梦，也别要求一个相信自己眼睛的小姑娘鲸书，不说出你们穿着皇帝的新装。
如果一定要在庞麦郎的人生里找出一点惊艳之处的话，倒是有一点，他很在乎国际化。偶然听到一首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他被震撼了，立志要做中国最国际化的歌手。他还给自己起了艺名——约瑟翰·庞麦郎，拍MV，要求必须有外国人出镜，对台湾身份有执念，提及老家汉中就大为恼火。庞麦郎成长的年代，港台文化、国际流行是闪烁的泡泡，国际强于港台，港台强于大陆，城市强于乡村。这种阶梯思维，一直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总想站在最高的台阶上眺望。可现在，社会发生了变化，流行的是中国风和有机蔬菜，庞麦郎的愿望和现实发生了双重错位。第一次，庞麦郎追求的是高上大、洋气，要求录音师做出飙高音的效果，而我们需要的是平民摇滚；第二次，他做的不在拍子的电子乐经过编曲师的妙手，阴差阳错成了人们心中的励志神曲。
塑造庞麦郎神话的价值体系，不分辨成功和成名的区别，他们眼里只有后者，也就忽视了庞麦郎到底具不具备成为一个音乐人素质这一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任何人的跨界都变得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我们却生活在一个门槛越来越低的时代，随意的跨界成为常态，仿佛什么人都可以在任何领域成功，“民间”的任何东西都胜过“专业”。“能不能做成”的问题大过了“能不能做好”的问题，甚至丧失了“好”的标准，一切着眼点在于“好玩”、“新鲜”、“与众不同”。这一切导致了庞麦郎的成功，也因此没人去挖掘他作为从业者素质的高下，也就是一个音乐人的基本修养，人们都围绕着外围打转。
卡夫卡在一次谈话中说，高尔基写对他见过的作家的印象，却并不加以自己的评价，这是了不起的。一个不擅自给写作对象贴标签，而是写出自己真实印象的文章，或许是好的。但就像不懂事的小孩指出皇帝的裸体一样，在这个时代，难免是一种冒犯。至于这宫廷内外的一切，甚至是皇帝本身的心理，应该是大家共同致力的话题，不是一篇新闻报道的分内之事。
庞麦郎不完美，甚至问题多多，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奇奇怪怪的人，居然活生生地在今天成功了。如此以来，我们大概不用忙着对他的各种行为表态，也不用和记者叫板，我们最该问的问题或许是，他为什么红了？在他赢得的喝彩中，究竟有没有值得钦佩的地方？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