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华的记忆里，从写作到出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时，余华还在海盐，一边做牙医，一边写作，投出去的稿件几乎都被退了回来。寄信用的是大牛皮信封，余华就把牛皮纸翻过来，再粘上寄出去。邮递员懒得敲门，往往是把大信封从院子外边扔进来，父亲只要听到很响的声音，就知道退稿来了，于是老笑他。直到大概1988年，余华突然收到三四封约稿信，拿给父亲看，父亲问什么意思？余华说出名了，以后你再也听不到很响亮的声音了。这就是余华当年出名时的感觉，以后对出名就再也没有感觉了。
还是在老被退稿的时候，余华在鲁迅文学院上课，毕业前一天，有一位西北的同学找到他，专门要他的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 ，说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字，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你这样的作家了，我得留一本。余华说，同学是好意，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作家可能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就要消失了。
余华当然没有消失，也没有再收到过退稿信。2015年伊始，余华又出书了，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一本杂文集。2013年《第七天》的问世，还曾引起一番巨大争议：作家究竟应如何处理身边的社会现实？余华为此备受诟病。其实，余华从来没有远离过现实，作为作家的他始终处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如《活着》 《兄弟》 《许三观卖血记》等等，哪一部不是血淋淋的现实？正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所说，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始终是余华的落脚点。老一辈作家黄秋耘曾说过一句话：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余华没有选择背过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用平衡的方式表达不平衡
余华一直关注着社会现实，《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跨越了2003年至2014年这十来年，余华对中国的过去和当下的看法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余华说，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莺歌燕舞，欢天喜地，社会发展势头良好，环境污染等其他很多社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到处都在盖房子，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到了21世纪以后，很多问题被揭露出来，或者自动引发出来。社会中存在很多不平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生活的不平衡，甚至理想也失去了平衡。在余华看来，往往是社会的种种不平衡刺激了作家的写作，在作品中达到叙述的平衡，没有平衡，书就乱了。“用平衡的方式表达不平衡，这是一种写作的方式。 ”他以为，作家与病人无异，“我们都是病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其实写作不是为了寻找出路，而是因为找不到出路才写作。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出路，而每个人的出路又是不一样的。
以望远镜处理写作的距离
当作家面对当代现实写作时，会遇到很多问题。余华说，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经验，阅读作品时他会把自己的经验放进去，来衡量这个写得对还是不对，而写过去的生活，相对来说就安全得多。别说写唐朝，就是写清朝，也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么，作家如何处理他所处的时代？在余华看来，重要的是要有“适度的距离” 。作家的表达是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反映，这是本能反应，很难做到无动于衷。当你用小说或者其他文学方式将它表达出来时，距离就很重要。就像我们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通过不同的倍数把远处的东西拉近，但望远镜还有一个功能，可以把近处的东西推远了看，这就相当于两种写作方式，一般当一个作家写久远年代的故事时，要像望远镜一样拉近了写，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不论写什么时代的故事，都会把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带到写作中去，这个带进去的过程就是拉近的过程。而写当代社会，比如余华写《第七天》 ，就要转一个方向，把近处的东西推远，“说起来好像在题材上我和现实最近，但在叙述角度上又是最远的一次” 。 《第七天》是从死无葬身之地的角度写的，从死者的角度看活着的世界。
你的财富就在那棵树下
童年对余华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余华说，童年的记忆太重要了，童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决定性的，一个人的世界观最早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后来只不过是做一些修改而已。人的内心是相通的，可以进入到别人的生活状态中去，“你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要拥有一个童年就足够了” 。
余华也写到过旅行，代表作之一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 ，可是他并不是很喜欢旅行。他说，你在家里待着会梦想旅行，但要是老在旅行当中你就会感到厌倦，两者之间可以偶尔换一换，“老是不断在走来走去的话，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但是旅行也会有好处。比如余华开始写《兄弟》 ，后来没写下去，因为他感到中国社会的变化还不够大。有一年他到国外，向外国记者说起他的童年及当今的中国，其间的变化却让外国记者很惊讶。回来以后，余华就把搁下的《兄弟》继续拿起来写了，因为他意识到那时候中国的变化已经足够大了。
这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住在巴格达的一个富家子弟，梦见有人告诉他你的财富在开罗，于是就历经波折到了开罗。到了开罗他不小心被当抢劫犯抓起来，后跟警察解释原因，警察嘲笑他说：我也做过这样的梦，梦里告诉我，我的财富在巴格达，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院子、什么样的树，挖下去有多少宝藏。这个富家子弟回到自己家，发现警察描述的就是自己的家，挖开后果然有大量的宝藏。余华说，这个故事就跟创作《兄弟》的过程一样，“当你永远在这儿生活，或者局限在这个地方思考时，你的思路就会死掉和封闭；当你走出去以后，面对完全不同的环境，完全不同的语言，那儿的人可能就会提醒你，你的财富就在那棵树下，就像《兄弟》一样” 。
何瑞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