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炜：您在文章中多次阐述“形象诗学”的概念，这与传统的文艺理论里的形象论有何区别？为何要提升为一种诗学？
徐放鸣：中国学术语境里的“形象诗学”是由文艺理论中的传统形象理论发展而来，它历来都是文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且在其理论发展中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和传承。一方面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论核心范畴的解析和继承基础上，另一方面又从西方古今文论中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中国当代文论家逐步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形象诗学理论，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创新的可贵实践，显现出形象诗学理论发展的不同走向。
我的形象诗学研究显示了前后期不同的侧重点。前期是在传统形象研究领域内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做现象考察和个案分析。譬如从形象塑造的对象主体性入手，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发展规律做系列研究，针对人物性格的“背叛”现象——违反作家创作初衷而自然发展，探索其中存在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主动性与被动性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性和层次性等，以此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文艺作品的形象诗学研究”。又如，将形象诗学的理论扩展到文学以外，运用于影视批评实践，对产生广泛影响的影视作品主人公形象及人物群像做个案分析，并且进一步讨论当今时代英雄形象的塑造面临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趋向，提出了值得警惕的非英雄化倾向问题，这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讨论。后期我重点就“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提出问题，在《文艺报》展开了相关讨论，我认为，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中塑造出我们正面的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是当代中国文艺责无旁贷的现实使命。我们既要肯定当代文艺实践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存在的明显缺失。例如文艺形象纷杂背后的相对单一、深度缺失、原创性不足，要看到中国当代文艺形象序列表面上的琳琅满目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苍白平淡。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我们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还缺乏以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充分的自觉意识，还没有在这个方面形成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领。为此，迫切需要努力拓展形象诗学的研究视域，将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纳入其中，同时，要从文学领域的形象塑造扩展到整个艺术门类各个艺术形态的形象塑造，形成适应新形势的形象诗学研究格局。
叶 炜：最近几年，您着重做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面的研究？它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徐放鸣：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产生的提升国家形象的期待与域外中国形象观感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因素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阴影的影响，也有我国在现阶段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还突出地表现着国民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制约因素。这些方面都为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问题增加了现实的紧迫感，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实践领域。
从现实意义上说，这一研究以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为视界对国家形象构建进行整合研究，首先可以为当前我国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一重大的时代性命题，为凝聚民族力量、提升国家形象、扩大中国的世界性影响等，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提供基本理路和实践方略。其次，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主动进入国家形象构建层面，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的标志，彰显了文艺的现实关怀品格与建构主义取向。可以在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的提升方面发挥独特的影响作用。再次，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总体框架，可以通过理论的自觉促进和指导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更加自觉地融入国家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当前国家形象的整体性塑造。
叶 炜：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塑造上有怎样的收获？
徐放鸣：具体来说，中国当代文学从如下五个方面成功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面貌和蓬勃生机。
一是开放形象。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开放的中国也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这种开放形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展现逐步深化的体制改革。改革是开放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的开放程度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而不断深化，如张宏森《车间主任》展现的北方重型机械厂的改革历程；吕雷、赵洪长篇报告文学《国运——南方记事》描绘了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进程。其次是表现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巨变。以农村与城市为视点展现了充满活力、和谐稳定的中国社会形象。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表现了城市的改革；何建明长篇纪实文学《江边中国》全景式记录了江苏永联村，这个长江滩涂上的贫穷村落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一个村的‘中国梦’”。由此，中国的开放形象也成为最具国际认同感的国家形象特质。
二是民族形象。为抵御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趋同”、民族性消退等风险，弘扬民族精神、展现“地方性”成为文学构建国家形象新的立足点，尤其是其中的地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呈现民族形象方面成就突出。这一民族形象既是指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形象，也包含当代文学中各少数民族形象的生动展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相似而又独具本民族特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神采各异的民族风情，如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张承志的《心灵史》，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文学作品，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多个民族独特的艺术形象。
三是世俗形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日趋繁荣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个人，下移到了世俗而琐细的生活情境。在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重视对日常生活和寻常人物的非典型化书写，呈现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世俗形象。以新写实主义小说为例，在“市场化”的文学时代，作家将“社会化叙事”转向“私人化写作”，崇尚“零度叙事”，消解了精英与平民的差异，拒绝崇高、回避理想，表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叙事美学与生活哲学，展现出一幅独特的世俗形象。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太阳出世》等作品注重表现平常人家的悲欢离合和普通人的琐碎生活，为世人呈现了活在当下的中国人的生存现实。
四是文化形象。随着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国家经济崛起与文化发展的失衡导致了人们的焦虑。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建设文化强国成为国人新的文化理想。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呈现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使命。回顾当代文学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呈现，可以看出这种努力是一以贯之的，比如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对玉文化的描写，王安忆《长恨歌》对上海弄堂文化的刻画，王旭烽《茶人三部曲》对茶文化的展示等等，这些作品都以文学特有的形式展示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
五是美丽中国形象。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学对国家形象的呈现又展现出新的内容，即努力呈现美丽中国形象。当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生态问题愈发关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生态美学的倡导与研究也成为文学呈现美丽中国形象的理论先导。这里的美丽中国形象是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所展现出的优美、宜居、独特的中国生态形象。美丽中国作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国文学勇于承担时代的责任，为世界呈现一幅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注重环境保护的中国生态形象。如裔兆宏的长篇报告文学《美丽中国样本》，记录了南水北调工程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贡献。又如大型电视纪录片《美丽中国》，为世界展示了中国生态的独特魅力。这些创作实践都为美丽中国形象的呈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叶 炜：您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塑造上，哪种体裁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
徐放鸣：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富有文学性的长篇小说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以长篇小说为例，我认为这种审美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统一”。
一是史诗情结与“社会生活史”、“民族心灵史”呈现方式的统一。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以“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国家形象多元而又整体的样态，着重塑造中华民族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史、民族精神世界变迁史中的多元形象，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人、物、事。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作家的史诗情结贯穿于整个当代文学。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已经从“共名”走向“无名”，“宏大叙事”亦被诟病，然而“史诗性”依然被看作评价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标准，评论家亦不吝惜用“史诗”来评价优秀的长篇小说。如雷达评论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是“史与诗的恢弘画卷”，陶然评价阿来的《尘埃落定》是“西藏的史诗”，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被称为“民族秘史”等等。在史诗情结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创作尤爱“大部头”，力争“全景式”。从国家形象构建研究领域看，史诗所具有的客观性与整体性的内在特质、崇高与宏伟的美学风格、民族性与人类性相融通的思想内涵都与国家形象“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呈现方式实现了遇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作家的史诗情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一种审美“共性”。
二是英雄情结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性特征的统一。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性特征是指国家形象的呈现需要富有责任意识的创作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来，以蕴含正能量的国家形象为表现内容，影响本国国民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发挥对自己国民的启迪、凝聚、提升的作用，以实现文学艺术所特有的审美教育功能，同时也积极影响他国读者对“他者形象”的构建，从而努力修复被歪曲、误读、妖魔化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社会责任感，反映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则表征为英雄情结，英雄形象的塑造亦被当前的主流作家所钟爱。时代需要英雄、人民也需要英雄，虽然近些年由于人们对“高大全”、“假大空”式英雄的厌弃，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非英雄化倾向，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中英雄形象依然是国人心中最为深刻的形象记忆，如《历史的天空》中的革命英雄，《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中的改革英雄，《抉择》《至高利益》中的反腐英雄、《亮剑》中的另类英雄等等。英雄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时代精神的化身，具有超越性的品格，对国民有着引领、激励与启迪的作用。同时英雄也是展示时代风云、历史变迁，为世界呈现新时期开放多元的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因而，在英雄情结的影响下，作家以时代精神与主流价值为叙事起点，达到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性相一致的审美效果。
三是现实主义情结、人性深度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间性特点的统一。文学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不取决于单一的主体性，而是取决于作家与读者双向的主体间性。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间性是指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中要重视接受主体，要以更易于为本国读者与他国读者观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内容、形式、策略来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最终形成构建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如果文学构建的国家形象“叫好不叫座”，接受范围局限于评论家、文学研究者的狭小圈子，这种国家形象显然是没有价值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虽曾一度被怀疑与贬低，最终却以独特的文学生命力实现了回归。作家心中也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情结，这种现实主义情结尤其体现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特有的反映时代，贴近现实、客观描写等特征，易于被读者认可与理解，促进了国家形象的接受。另外，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在深入探讨如何“走出去”的问题，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标志，其作品所富有的人性深度成为莫言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人性深度亦如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寓言性色彩。从国家形象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当代作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性深度具有“世界性”品格，成为与“他者”文化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以这种现实主义、人性深度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间性特征实现了统一。
叶 炜：那么，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塑造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徐放鸣：回顾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呈现问题，我们也要正视存在的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形象构建的想象性与现实性失衡。反观当下，部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明显不够，部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闭门造车”、“技巧优先”等问题无疑拉大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贴近读者的生活实际。二是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形象批评”乏力。我们在关注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创作主体、接受与传播主体的同时，并未忽视文学批评这一要素，因为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为突出的动力与纽带作用，它既推动着文学创造，又影响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其作用发挥的程度影响着整个文学活动的实现。目前对于文学如何呈现国家形象的批评与研究显然乏力，从国家形象构建的角度开展的“形象诗学”研究亟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