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小说很慢。一部小说开好头，我不着急，慢慢地写，边写，边看，边等。我等着小说在手尖慢慢儿生芽、长叶、开花。写这么多年小说，我越来越觉得小说真的像地里的庄稼。有回我买了台新电脑，老父亲笑眯眯地调侃说：“又得了一把好锄头啰？”他老人家眼里，我干的活儿和农民种地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好农民种地有最大的耐心，他决不会干揠苗助长的事。植物的生长期越长，长得越慢，品质也许就越好。我的家乡溆浦有个叫龙潭的地方，稻子一年只长一季，品种也是原生态的籼稻或粳稻。那里属高寒山区，稻子长得慢，太阳晒得多，米很好吃。家人把这种米叫做古代的米，我们吃得很珍惜。我写小说的心态，很像种这种米的心态。
有了这种慢的心态，写作就会变得很沉静。我就这么静静地观察人间万象，慢慢地挥动手中的笔。过去这几十年，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喧嚣，日新月异，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目不暇接。但我知道，一时的鼓噪终究会被历史消音，一时的繁花终究会被时间凋零。我时刻嘱咐自己安静、沉潜、从容，等待尘埃落定，等待底色和真相呈现。我慢慢地看烟云过眼，慢慢地思考，慢慢地写作。我最早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国画》，这是一部很平实很从容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从容的。当时因工作之故，我没有整块的写作时间，常因忙碌而一曝十寒。重新拾笔得从头看起，以接续故事和气韵。但是，尽管写得断断续续，却丝毫不影响我的创作激情。我见闻了太多非常“文学”的人和事，不用借闭门造车之法在情节和细节上故弄玄虚；无需狭隘或生硬地照搬生活，日常的点点滴滴给文学虚构留有无限广阔的天地。
我的小说所述皆生活琐碎，实在无关宏旨。每一个人的庸常生活都可为文学，每一张平凡的脸上都刻着历史风云。宏大叙事固然是动人心魄的黄钟大吕，但日常化的七零八落更接近生活常态，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同样寓于其中。我执著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也许它离我想揭示的生活真相更加切近。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觉；文法亦如是，熙攘红尘中。我默默留意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细细记录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故事。我们生活中的那些芝麻小事，倘不用小说慢慢说出来，简直上不了堂皇的台面。可是，我们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正是被这些说起来都可笑的芝麻小事消磨着。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踌躇满志地走向社会，往往就被某只看不见的手慢慢扭曲了。这个青年也许就是《国画》中的朱怀镜、《苍黄》中的李济运、《朝夕之间》中的关隐达，也许就是我们自己。这样的故事无声无息地发生在我们眼前，却常常让人毫无警觉；可是，这些故事一旦呈现在小说里，竟让人触目惊心。小说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庄稼随季候潜滋暗长，有它自然流转的生命节奏。小说的节奏就是作家心潮和情绪的节奏，体现在情节、细节、语速、语态等诸多方面。如何把握小说节奏，妙处难与君说。但凡投入真诚虔敬之心，体恤笔下的人物，服从生活的逻辑，小说节奏就会自然呈现。比方说到小说的语言，我不同题材的作品，文字面貌截然不同。文字是文学的载体，什么样的作品得有什么样的文字，这好比什么样的衣服需要什么样的面料。我写乡村题材的小说，文字是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文化背景里的，人物的思维、情感、笑貌、哭歌、声口，都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味。我这类小说的节奏，明显有别于我其他的小说。我创作中篇小说《漫水》的时候，体会到乡村语言是那么的有意味。乡村人物有自己的语汇，有自己的修辞，有自己的幽默，可惜文字符号不可能完全传情达意。我写作乡村小说的时候，就像婴儿咿呀学语似的模仿乡村人物说话，细细体会到的不仅仅是乡村人物的语言，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思维习惯，等等，这些都通过他们的语言活生生逼到眼前来。用好了乡村语言，不但小说节奏出来了，小说结构也自然有了。
长篇小说《爱历元年》从起笔到完稿，历时6年。我并不是一字一句写了这么久，而是断断续续写作和思考花了6年时间。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源于对近二三十年时世变迁的观察和焦虑。这些年中国人走得太快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清楚，我们就仓猝间上路了。不管是弯路、歧途还是迷宫，我们都大踏步地走了过去。我想应该到了慢下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爱历元年》是对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人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进行的回望。小说里的人，他们吃过的饭，看过的天空，走过的街道，他们的笑容和泪眼，都借以小说定格在时间里，浸润在意义里。这是一部诚实的情爱之书、命运之书和人性之书。
时光匆匆，人事常新。听凭岁月呼啸，我仍会静静地看，细细地想，慢慢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