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把新的长篇《活着之上》投给了《收获》杂志。编辑给我打电话，讨论小说的修改，他说，小说中以曹雪芹为代表的那些文化人物表达的精神力量，还是很难平衡现实生活功利欲求的牵引，这就像一杆秤，所称的物体太沉重，秤砣打不住。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最纠结的问题。多少次我在心中问自己，小说中所推崇的那些文化英雄所代表的那种精神，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在这个时代，是不是现世的自我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定了意义和价值的边界？也许，活着真的就是一切，活着之上则是一个不真实的命题。这种纠结使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动摇，以至失去信心。使我坚持下来的因素有两点，第一，古代那些文化英雄是真实存在，而并非虚构。他们以自己的血泪人生证明了，现世的自我并不是最高的终极的价值。第二，我身边有些同事也的确生活得相当从容而淡定，以至优雅，而不是在现实功利面前放弃所有原则和信念。
十多年前，我写了《沧浪之水》，表现的是功利主义对人的强大牵引和负面改造。市场决定了功利主义的合法性，一个人站在其对立面，不但是无法生存的，也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不是基于生存理由的功利主义就是意义和价值的全部呢？《活着之上》想表现的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艰难坚守。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并不是绝对开放而没有底线的。法律分开了生活的黑白地带，黑白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则应该是由良知来统摄的。但在我们的生活中，灰色地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潜规则统治的领域。这是今日的现实，这种现实令人沮丧。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写《活着之上》的。我这时的心情，与写《沧浪之水》时有所不同。那时我觉得，功利主义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懂得天下国家，良知责任的一切道理，但还是顺应着功利主义的召唤选择人生，把个人生存当作价值取向和行动原则，这不但是可以理解的，简直就是别无选择的。可现在我觉得，即使功利主义有一切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不是无限的。欲望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是这部小说的理想主义。平衡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人总是要活着，然后才能追求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
我写这部小说，为自己设定了几个目标。第一，在历史层面，我想写出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们在时代背景下的价值犹豫与徘徊。因为这个目标，写作是绝对忠于生活的，也可以说是对生活零距离的表现。有人说这部小说是写“学术腐败”，我想说，这不是我的核心表达。我的小说是非常平和的，哪怕是写负面因素，也有着存在意义上的可理解性。有人说，现在高校的状态是功利主义的教师培养出功利主义的学生，这样的表达可能极端了一点，与普遍的真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种激愤固然不是空穴来风，但大多数教师在争取自身的生存空间之时，还是能够像小说的主人公聂致远一样，守住良知的底线的。第二，在文化层面，我想探讨一下，传统文化在今天在多大程度上还有着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的意义？我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意义的，特别是在人格操守、义利之辩这些方面。当然，传统文化并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资源的全部，有的朋友也指出了小说没有写出知识分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的小说的确也没有做更大的展开，如中西文化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等等。那需要一个大得多的结构，艺术上也不好处理。就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而言，我把小说定位在义利之辩这个范围内，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命题之一，也是当代现实与传统文化进行艺术对接最恰当的入口。小说在这个方向上还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这也让我感到，小说不论怎么写，局限性总是存在的。第三，在思想层面，我想从具体的生活表现中提纯出具有一定形而上意味的话题，即活着与活着之上，两者在当下的生活语境中，价值上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平衡？活着固然是一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绝对的价值，但活着之上的价值是不是同样也具有真实性和绝对性？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生活中是毫无疑问存在的，就像小说主人公聂致远所想的那样：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因此，这是一部关于意义的小说。活着固然是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但这并不是意义和价值的边界。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此，对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这种价值，是我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曹雪芹……用生命给予了证明的。而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以精神力量呢？第四，在艺术层面，我试图将上述有着重要意义的话题，融入对日常生活的感性描写之中，也就是说，这些话题并非凭空虚蹈，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或者说，这些话题是接地气的。
这些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我不敢说。我只能说，我以对自己，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读者能够喜欢，这是我的愿望；喜欢之后能够停下来想一想，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