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与马修·博蒙特围绕文艺批评家的任务展开的对话集《批评家的任务》是伊格尔顿文艺思想发展的完整呈现，系统地勾勒了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既有文艺思想的逐步成熟，也有文艺思想的蜕变扬弃。伊格尔顿没有回避过去不成熟的思想，而是在梳理时坦承了思想变化的原因，这比单纯的思想史家的梳理和总结更能激发人的思想活力。对他的批评——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伊格尔顿都有回应，在回应中，伊格尔顿既有捍卫和批驳，也有反省和修正。这种回应既是对真理的追求，也是对批评的尊重。
伊格尔顿在思想上颇有胆识。这种胆识不仅表现在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上，而且表现在他坚决抵制时尚上。伊格尔顿在青年时代选择被淡忘的爱德华·卡彭特作为研究对象，挖掘出了卡彭特“为了解整个19世纪末的反主流文化提供了令人惊讶的途径”。伊格尔顿认为，如果说历史上较次要的人物能凭借其不起眼、边缘化却又是万事通的角色成为典型，那么卡彭特便是其中的一员。1920年，人们把萧伯纳和卡彭特称为工人运动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代人过后，人们却只提萧伯纳了。那么卡彭特为何不再被提及了呢？可能是因为他应当完全地属于逝去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就被淡忘了。直到几十年后同性恋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产生，他才被重新提起。卡彭特在文化史上的命运再次证明，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会轻易被遗忘。对于真正的思想家，即使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也终有重新走到中心的一天。
伊格尔顿与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理论家包括威廉斯、维特根斯坦、卢卡奇、戈德曼、本雅明、阿尔都塞、福柯、阿多诺、拉康、詹姆逊和齐泽克都曾进行了思想交锋。他既不讳言有些理论家对他的影响，也不回避他与这些理论家的分歧。他坦承在悲剧研究上曾受到雷蒙德·威廉斯悲剧理论的影响，有些影响是在文献中看不到的，如果伊格尔顿沉默不语，后人恐怕就无从知晓。同时，伊格尔顿也深入辨别了他与这些理论家的分歧。他言简意赅地指出与雷蒙德·威廉斯在悲剧上的不同看法。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悲剧既是常见的又能够被超越”。而伊格尔顿则认为，“悲剧的确很普遍，但倘若人性没法超越自身，那么悲剧也不能被超越，换句话说，不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形式就可以的。并且，要是做不到人性的超越，那悲剧永远都会在这里。”只要我们是历史动物，我们就不可能完全超越悲剧。
伊格尔顿虽然打算发展一种唯物主义的接受理论，但却没有完成。特里·伊格尔顿虽然觉得马克思主义对其他理论方法的随意收编的做法太过乏味，不足取，但却很难知道如何抵制这种乏味的做法而又不至于陷入对立的错误。伊格尔顿没有涉足酷儿理论，他对这种酷儿理论不是很感兴趣，一直与这方面的理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在《克拉里莎被强暴》中，他表示，“我谈论的性别思想多是从精神分析的层面展开分析的，超过了从政治层面进行分析。这个局限，我应该改正。”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唯物主义与传统的艺术社会学在理论上的区别一直以来都不是很明确，他也没有答案。他虽然是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专家，但是，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兴趣是“意识形态和理论方面的，而不是历史方面的”。伊格尔顿没有在历史方面下多少功夫，因为“我不能同时处理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虽然历史领域的研究我也能胜任。这个工作还有待完成。”伊格尔顿在理论专著《甜蜜的暴力》中发展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但到现在仍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喜剧理论，伊格尔顿认为，“我一直有兴趣多写些喜剧方面的东西，但我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喜剧理论这方面来做特别的思考。”“我一直对荒诞喜剧很有兴趣，一方面因为贝克特，一方面因为王尔德，还有一方面是因为爱尔兰的一种普遍的揭穿真相的艺术。”悲喜剧在爱尔兰是一种传统。伊格尔顿在悲喜剧上有创作实践，但却没有形成理论。伊格尔顿的缺憾也许正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的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