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11日，毕飞宇亮相思南读书会，与读者一起聊新书、谈创作、聊文学。
■文/芝娴
问：你认为文学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作用和价值何在？
毕：在我看来，文学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非常现实地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好。文学是可以看到人内心的温暖，文学也是可以看到人内心的黑暗。可是文学和宗教采取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就是文学对待人类负面的东西，不是戒，是宽容，文学是宽容，文学面对人的方式是宽容。就这一点，文学就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借鉴对象，那就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尤其是我们该如何面对他人。
你如果和文学亲近的话，你在面对人的时候，你会有更大的宽容。这个宽容是有文学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因为文学的性质是自由和宽容。我坚信任何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没有人可以回避自由和宽容。宽容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幸福，用自由和宽容对待别人，也可以让别人更幸福，因此构建起来的人际就是更好的人际。换句话说，那就是文学的人际。文学的人际让我们快乐，我们幸福，仅此而已。
问：年轻一代对文学的看法跟你们有差异吗？
毕：今天的年轻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我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的文学和一代人文学之间建构起来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依然说一条，如果我是写小说，把现场读书会描述一下，我们很快得出许许多多的结论来。第一个，现在的孩子对文学的热爱不如老人，不如40岁以上的人那么深。年纪更大的人，跟文学的关系更近，我们马上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问：从写作状态上讲，写长篇是一个非常累的事吗？
毕：我觉得创作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完成那样一个超出日常的巨大逻辑体系，而这个逻辑体系和你的日常生活、琐碎生活紧密相连，你如何把你内心乱七八糟的感受统一起来，把琐碎的日常生活统一起来，一点一点地纳入到一个长篇的体系里，这对作家的考验是巨大的。
我最近在写长篇，我就发现我老了，怎么老了？我写《平原》的时候，37岁，我写《推拿》的时候42岁， 《平原》《推拿》题目写出来之后，我把
往下写的时候我就能往下写，我写这个长篇时，我身边放一张纸，每当一个人物出现，我就把他的名字、年纪、性别记下来。就像写《平原》，第一章中出现过的人物，很可能到第十七章才出现，这是读者的判断。从作家的具体创作来讲，中间过去了两年零五个月。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还记得你的许久以前的某个下午你去干过什么，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因为日常生活，你还有老婆孩子，你还得吃饭穿衣服，还得交际工作。
我现在做不到，无论写多长的东西，这个人一出现就在那不动，我没有这个自信，没有自信没关系，我拿了一张纸，放在那，写长篇的过程，那种幸福感旁人是体会不到。哪怕你为了个人的幸福，你也得写，如果你热爱的话。
问：如果给读者推荐你的作品，你希望他们读你哪几篇？
毕：这种事情做起来特别厚脸皮，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平原》这本书，与其说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好，不如说我无限怀念三年七个月，这三年七个月夸张一点说，在我的生理感受上来讲，感觉就像三四个月，我的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开始动笔，等我写完以后，下学期快要念四年级了。我上午把他送到学校去，等我把他接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快上四年级了。在我生理感受上，就是刹那。我想以后很难有这种好的创作的生理感受，生理感受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推荐的是《玉米》，《玉米》可能是我完成得最为缜密的作品。如果脸皮再厚一点，在我当时的能力的前提下，我觉得做到了尽善尽美。
毕飞宇，男，1964年出生于江苏兴华，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大学的教授。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哺乳期的女人》《玉米》先后获鲁迅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