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是艾伟的第6部长篇小说。它从回忆开始，到遥想结束，通过傻子杜天宝的心理活动，让叙事分别指向过去和未来，形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叙事时间。然而，它的整体结构又严格地控制在一个完整的时间之内——通过罗忆苦死后的亡魂在七天里的游走与回忆，小说在不同时空中自由穿梭，呈现了中国南方一个叫永城的城市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画卷。这种多重时间的设置，表明了它是一部由不同叙事基调所构成的复调小说，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多维度地展示世俗生活的宽度，同时也更有效地踅进人物的内心，传达人性应有的深度。这是艾伟的叙事理想，也是他对自我进行艰难超越的一次积极尝试。
在艾伟以前的长篇里，无论是人物还是线索，都是相对单纯且明晰的，两三位主要人物，围绕着特定的历史情境或现实境况，不断引发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展现各自复杂而诡异的人性面貌，并最终完成各自的人生命运。从《越野赛跑》《爱人同志》到《爱人有罪》《盛夏》，都是如此。稍有不同的，或许是《风和日丽》。在这部长篇中，作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历史意志与人性伦理之间的纠缠，所以其时空结构要相对繁杂些，人物关系也变得诡异多变，但主要人物仍然贯穿到底。这些作品，显示了艾伟是一个善于理性思考的作家，且对历史、现实和人性都充满了好奇之心和怀疑姿态，套用席勒的话说，他是一个乐于“追寻自然”的“感伤诗人”，叙事的途中处处留下思辨的足迹。
而《南方》却颇为不同。它以群像书写的手段，在复调式的叙事思维中，着力于日常生活的现场重构，并借此追诉历史的本质和人性的吊诡。小说主要围绕着一条街巷中的几个普通家庭来展开。而作者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叙述这几个家庭的变化，而是立足于这些家庭中的下一代，以罗忆苦、罗思甜、肖俊杰、杜天宝以及须南国等人的成长史和情感史，展示中国社会的变迁对于普通个体生命的巨大影响。
通过群像书写来重构日常生活现场，营造世俗生活气息，并进而再现江南生活图谱和民情风貌，是《南方》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使我们看到，在永城这座江南小城里的人们从容地应对生活的艰难，并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养儿育女，精打细算地谋划着下一代的未来。而下一代们的成长，尤其是伴随着青春期的叛逆和历史意志的更替，总是不断地脱离长辈们的意愿，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的欲望之花，妖艳，鲁莽，斑驳陆离，野性四溢，将永城的平静生活演绎得变幻无常，却也是风生水起、热热闹闹。
复述他们的成长经历或许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艾伟几乎调动了他的所有记忆和经验，将一个个图画性的场景带入小说中。午后沉寂的西门街，走街串巷的三轮车，房边垒起的蜂窝煤，热闹的工厂食堂，穿城而过的河流……在这些景象的背后，这群永城的年轻人，以各自隐秘的方式，不断放纵青春的激情，上演欲望的华章。这种世俗性生活的客观呈现，其实类似于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即“只要当人还处在纯粹的自然的状态时，他整个的人活动着，有如一个素朴的感性统一体，有如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和谐的整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美学形态。它不仅是诗人更是小说家需要密切关注的生存秩序，因为“小说本质上是图画性的文学虚构”。用帕慕克的话来说，一部小说要让读者产生真正的“拥有感”和“自豪感”，就必须使虚构的叙述能够将读者带入真实的存在，使之成为一种“内容丰富且有感染力的档案”，“其保存风俗、立场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对于记录不经意的日常语言尤为重要”，从而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实存的感受。《南方》虽然没有明确地体现这种叙事冲动，但相较艾伟以前的长篇，却是极为突出的。
作为一位勤于思考且倚重主体观念的作家，艾伟的这种努力委实不易。当然，《南方》并没有放弃作家的主体思考，相反，在很多人物的个性和命运之中，依然折射了创作主体的理性思索。无论是历史、现实还是人性，其背后都蕴藏着作家的反思姿态。傻子杜天宝让人想起辛格笔下的吉姆佩尔，以绝对的真诚和无限的信任，完成了罗思甜们无法实现的自我救赎。他像一个寓言，承载了艾伟对于命运的理解。所有的欲望带来的都是灭顶之灾，所有的混乱收获的都是劫难，只有这个傻瓜，才拥有对未来的幸福充满遥望的资本。它显然寄托了艾伟对于欲望时代的恐惧和不信任，甚至对自由与规训的反思。
没有沉思，没有作家主体对于人性的深刻辨析和思虑，就不可能成就现代艺术。所以席勒认为，无论是“素朴的诗”还是“感伤的诗”，它们最终关注的是人性。帕慕克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论点，认为优秀的小说必然兼有素朴和感伤的双重品质。阅读《南方》时，我就非常突出地感受到艾伟对这一双重品质的追求。它激活了江南的生活记忆，呈现了南方的美学气质，同时又以一代人的曲折命运，质询了时代变迁过程中某些内在的痼疾。
(《南方》，艾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