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跟我讲了一个与海有关的故事，那是一个在胶东流传很广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烟台每天下午都有船到海对面的大连。一般是下午4点左右开船，第二天早晨到大连。有一天，一艘客轮按时启航，刚开出两个多小时，海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块漂浮的大木板。大副在望远镜里看到木板上隐约有几个字。待船靠近了，才看清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奇怪的是，这块木板总是在船的前面，并不随着船的前行而离开。大副觉得蹊跷，就把这事报告了船长。
船长常年在海上生活，对这些奇异的事情总是很警惕。在海边生活的人们，对神秘莫测的大海充满敬畏，生活中也有很多禁忌。比如，渔民们吃鱼，从来就着一面吃，绝对不会把鱼翻过来。盖因一个“翻”字，似乎预示着“翻船”。还有，胶东人下饺子，饺子如果煮烂了，大家绝对不能说“烂了”或“破了”，而是要说“撑了”。很多船上的厨房，碗柜的木头架子都挖了一个一个的圆孔，碗放在上面不会随着颠簸来回移动，万一碗打碎了，就是不好的兆头。
所以，船长看到了那块木板后，一种不祥的预兆涌上心头。恰在这时，本来平静的大海，忽然出现了大团的乌云，风也一阵阵吹了起来。船长皱着眉头，叫大副在全船广播，问旅客中有没有一个人叫木板上写的那个名字。
叫了几遍后，一个拎着行李的乡下人气喘吁吁敲开了船长室。他说他就叫某某某，正是船长要找的人。看着他的寒碜模样，船长和蔼地对他说，客轮愿意放下一只救生艇，给他一些钱币作为补偿，送他一些食物和水，请他下客轮，然后上救生艇。
船长说：“反正刚离岸没多久，你自己划船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到岸上。”
那人不干了，大喊大叫，说自己掏钱买了船票，必须坐船到大连，决不下船。
船长伸手指着船头那个木板说：“你看，那上面写着你的名字，跟着船走，我们真的不敢留你了。你也要为了全船旅客着想啊。我们现在是不能调头回去了。”
那人急了，又哭又喊，跳着脚骂船长和大副。没有想到，这些吵闹声都通过广播传遍了全船。不久，就有一大群旅客拥进了船长室。他们纷纷指责这个倒霉的家伙太自私，还威胁要把他扔进海里，真是群情激昂。
无奈，那人最后只好抹着鼻涕眼泪，嘴里嘟嘟囔囔骂着，被逼着上了救生艇。
救生艇放下后，他哭哭啼啼划着桨朝来时的海岸线走。过了一会，他回头一看，忽然发现身后那艘大船正在慢慢下沉！……
他魂飞魄散，吓坏了，就奋力划桨，一直到那艘客轮在海面上消失。
“——后来呢？”
当年我也是这样问我的父亲。父亲告诉我，后来那人就到了岸边，回家了。而大船上的人全都葬身深海。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但直到我长大以后，才真正知道它的深意。尤其是当我读到加缪的《局外人》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它。和死于人间冷漠的默尔索相比，和同样死于冷漠的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利高尔相比，客轮上的那位旅客同样的无辜。不同的是，卡夫卡和加缪小说中的主人公死去了，而父亲讲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却是惟一的幸存者。这难道就是民间故事永远不让人绝望的原因吗？
我不擅长写小说，于是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短的叙事童诗，起名就叫《深海》。深海，既是记叙发生在深海中的故事，也是对人性之深海的探究。当出版社告诉我，他们愿意给我出版一本童诗集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是否要把这首童诗放进去。一般而言，写给孩子们的童诗，大多欢喜快乐，很少有晦暗的。但也有例外，比如大诗人布莱克，他的诗里就有不少悲哀灰暗之作。安徒生的童话中也有不少。我以为，给孩子写的文字，不在于是欢乐或是悲哀，而在于启发孩子，使他们学会思索，尤其思索一些和人性、人生有关的事情。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说过：专为大众、为儿童写作，是无谓的。对儿童丰富有益的并不是一本写得孩子气的书。安徒生也说过：每一个童话的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成年读者。大师们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当初如不是我的父亲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是不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愿意去思考什么是伦理、什么是人道主义的写作者；我也不会去关注被雅典公民投票判了死刑的苏格拉底，也不会去探寻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异端的权利等这样的问题。
我的童诗集《诗人与小树》，是为了向俄罗斯伟大的作家谢尔古年科夫致敬才起的这个名字，他有一本童话集叫《战士与小树》，写得美丽又发人深思。我在自己的集子里收入了像《深海》这样的诗，也收入了或许也能称得上是“异类”的童诗，譬如《阿贝尔先生上课记》《一个孩子的祈祷》《如何成为一个诗人》等反思我们当下教育问题的诗，还收入了《地震废墟下》《死神的定金》《路边的雕像》等思考灾难、人性、社会现实的诗。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引导孩子们学会独立思考的话，那文学还有什么用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