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杨怡芬在2007年夏天，我从杭州去舟山参加她的作品研讨会。我编过杨怡芬的小说，但从未谋面，照片都没看过，跨过宽阔浩瀚的海面，从轮船上了岸，在码头拥挤的人群里一眼就看见了她。我觉得那就应该是杨怡芬，没道理，就是感觉。果然。岛外来的专家学者好几位，她坚持每一位都亲自接。杨怡芬的声音软软的，很轻，关心人都像在跟你商量。我怀疑她根本不会吵架，若不幸跟谁吵起来，连声音都可能被对方吃了。后来熟悉了，听她跟孩子通电话，那黏稠的母爱，简直就是蜂蜜做的，单声音就可以把她儿子稳稳当当地捧在手心里。
研讨会开得很好，大家有一说一。说得最好的是杨怡芬自己，她把自己的创作历程梳理了一遍，顺带感谢了很多人，把占用她绝大部分时间的税务工作也深情地感谢了。这个回顾含金量很高，我觉得她对自己写作的认识比我们都要清醒和深入，她也有一说一，不虚美，不隐恶，问题在哪她很清楚，她对自己下得了狠手。
会议结束，别人都走了，我第一次来舟山，杨怡芬建议我多待一天，看看普陀山。多少年里我都生活在单调贫乏的大平原上，没见过像样的山，没见过像样的海，更没见过普陀山这般悠久盛大的佛家道场，层层叠叠的山寺和钟声我肯定神往已久，但我不好意思。那时候年轻，脸皮也不够厚，想着来就是开会的，开完了就该打道回府，赖着不走蹭风景这事不合适。杨怡芬说，有姐吗？我说有。她说，你姐对你好吗？我说好。杨怡芬就说，这就对了，你就当走亲戚了。我突然知道在码头上认出杨怡芬靠的是啥感觉了，就是姐姐。她给我的感觉非常像一个姐姐。
我从来都相信一个人的性格和内心最终会长到脸上去，若非特殊情况，表情不会说谎。我姐比我大两岁，从小到大都是我姐关心我，念了大学衣服都是我姐帮我买，我根本不知道该穿多大号的衣服。我在杨怡芬的脸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姐姐的表情。她的宽阔和从容，她的正大和隐忍，她已成本能的嘘寒问暖。我说杨怡芬像个姐姐，不是因为她年长我几岁，而是她的确有姐姐的范儿。作为一个姐姐，她藏都藏不住。在接下来游览普陀山的一天里，她无数次说到她的两个妹妹，风头正健的专栏作家二妹妹二二，正勤力做实业的三妹妹三三，两个妹妹比她小不了多少，但她谈及她们一不小心就是长姐如母的口气，人都慈祥了。她还说到父母，对上一代人辩证的反思，那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也只有善解人意的长女才会有。
这是一个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信赖的人。即使她写作，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写作没有消磨和篡改掉她的坦荡和善解人意，而对很多人来说，写作是一种腐蚀剂。做了10年编辑，交往的作家不可胜数，圈子不可谓小，很多人由此认为我的朋友遍布天下，我告诉他们，你给说反了。两个写作的人，日常生活里可能会是很好的朋友，身份一旦变成作者和编辑，事情常常就来了：大部分人容不得你否定他们的作品——他没出名时，你毙掉他的稿子，他认为你不仗义，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出了点小名，你毙掉他的稿子，他说你给他使绊子、穿小鞋，说你嫉恨他、压制他。好像我这样业余写作的编辑，判断一部作品靠的只能是成见和情绪，而非艺术。这种事经见多了，我学乖了，一旦苗头不对，抱歉，到作品为止：咱们只谈作品，不论朋友；没事最好不联系。杨怡芬是作品之外，你可以放心做朋友的作家。过去你可以退她的稿子，现在也可以退，将来依然可以退；她从不褊狭地理解你的坦诚，她充分尊重你的艺术判断，她愿意去接受任何合理的批评与建议。这些年一贯如此。我发了杨怡芬的一些小说，也毙过她的一些小说，退稿理由我从来都直来直去，一条两条三条。她从来不会半信半疑，更不会私下打听这稿子栽的是二审、三审还是终审手里，她从不把每一个可能否掉她稿子的人都当作假想敌。
很多人都以为编辑天生杀人不眨眼，从来没想过他们其实也有火热的好心肠，一点都不想跟个乌鸦似的，没事就给作者递坏消息。编了10年的小说，现在我依然要咬牙切齿跺几下脚热半天身，才能聚起足够的勇气给作者写退稿信、打退稿电话。每次退稿，我都觉得欠了别人的，非常之难为情，所以我习惯于集中时间干这件事；好容易克服一回心理障碍，该退的一次都清了。杨怡芬的稿子不在此列，什么时候都可以谈，拉家常的时候就可以把稿子退了，她不会让你有任何心理负担。能写出好小说，又能平易地接受退稿，如果真有一种作家堪称“理想作者”，杨怡芬就是。可惜这样的作家越发的稀罕了。
毫无疑问，杨怡芬是个好作家。用句偷懒的行话可以这么表述：小说的感觉非常好。小说在她手里比一般人都“洋气”，不仅语言洋气，小说的意蕴也洋气，时髦的说法是，有现代性。司空见惯的故事到她笔下，突然就可能有另一番别致的角度。这几年她开始有意识地呈现独特的“舟山经验”，岛上的日常生活大规模地进入她的小说：你知道那些故事肯定发生在舟山群岛上，但你分明又发现，它们不仅仅发生在舟山群岛。她能从习焉不察的经验里找到更“深”、更“狠”、更“内在”的东西。这“深”、“狠”、“内在”者为何，鉴于此文专属印象之漫记，暂且不赘。倒是可以给各位提供一个“八卦”：
几年前聊天，杨怡芬问我，对她这样相夫教子的“家庭煮妇”，写作上有何建议。我没当过“家庭煮妇”，不敢妄言，但我觉得，写作时肯定不能太“良家妇女”，否则小说很容易变成温吞水。我忘了当时都说了啥，卑之无甚高论，很可能啥道道也没说出来。如今杨怡芬肯定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相信你看她现在的小说，一定会明白，一个良家妇女是如何写出不那么“良家妇女”的小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