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宇琪：不能丧失对文学的敬畏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倡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扬“剜烂苹果”的精神，认为“文艺批评家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做到‘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儿。”这既是语重心长的，也是颇中肯綮的。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文学意见》一文中认为：“如果没有批评，杂志就像是没有脸的人像，解剖学的实验标本，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机的生物。”中国现代作家鲁迅曾经深刻指出：文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这种坏处说坏并指名道姓的文学批评似乎比较难见，而往往是“颂赞”满天飞。有的文学批评家公然宣称，评价一篇评论文章好坏的标准，就是要看被批评的作家是否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某些颇有成就的作家在受到批评之后，不是闻过则喜，而是抵制甚至诋毁。当前不良的文学生态造成这种印象，似乎文学批评家的饭碗，都是作家给的，其实，文学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诚如别林斯基所说：“有人认为批评这门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大错特错：批评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脚的，危险的。事实上，从一方面说来，该有多少条件汇合在这个才能卓越的人身上：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的热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不受外界引诱的本领；从另一方面说来，他担当的责任又是多么崇高！”

　　在古今中外的文坛上，文学批评家也受到某些大家的轻慢。就连托尔斯泰这样的大文豪也无比傲慢地认为，文学批评家都是一些艺术感受能力不正常，或者衰退的人。马尔克斯也对批评家表示了同样白眼有加的公开蔑视：“我一直试图成为一名非常清晰和精确的作家，试图径直抵达读者而无需经过批评家这一关。”在他们的心中，文学批评完全是文学的附赘县疣。而真正的文学批评家，从来都是不屑于和作家套近乎，甚至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李健吾说：“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在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因为受到著名文学批评家的高度赞扬而欣喜若狂，正是因为有了别林斯基的远见卓识和艺术的眼光，才使普希金的名字和他作品的意义家喻户晓。也正是因为有了像别林斯基这样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才确立了文学批评在俄国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纵观当今的文坛，人云亦云、一味地赞美作家的文学批评，正在败坏着文学批评的声誉；毫无灵魂、格式化的文学批评正在腐蚀着文学批评的力量。将作家创作的弊病，当成是其写作的特色来赞美的文学评论，已经成为了当今文学批评有目共睹的一种常态。在他们看来，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讨得作家的喜欢。试想，像李长之这样年纪轻轻就写出《鲁迅批判》的文学批评家要是生活在今天，发微博来误导网民，攻击其借批评鲁迅来抬高和炒作自己之类四处飞溅的唾沫，恐怕早已将李长之活活淹死。

　　对于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缺乏的是那种具有真正的审美判断，不仅仅是好处说好，而且还要能够坏处说坏、指名道姓的文学批评。那种抽象否定具体肯定耍滑头式的文学批评是违背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的。然而，一些文学评论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表扬家”。文学批评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表扬稿。只要是著名的作家一有新作问世，他们就会绞尽脑汁地在该作家的作品中去寻找所谓的伟大的意义。我们知道，在法国文坛，圣伯夫是举世公认的文学批评大师，其开创的传记式文学批评，影响了后世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尽管圣伯夫曾对司汤达、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进行过言辞激烈的不恰当的评论，但这种学术和审美判断上的失误，并没有被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同行们看做是别有用心，超越了文学批评底线的文学批评，是把作家打得皮开肉绽。

　　对此，法国文坛的年轻的普鲁斯特也曾理直气壮地对圣伯夫的文学评论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批评，并专门撰写出了针锋相对的《驳圣伯夫》一书。尽管圣伯夫与司汤达相熟，并且是人们公认的大批评家，但在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时，难免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在圣伯夫的心中《红与黑》只不过是一部平庸之作。而普鲁斯特对于圣伯夫的有力批驳，也并没有被人们说成是剑走偏锋，为了出名而存心向大牌批评家发难。正是因为有了法国批评家们这种心胸宽阔，基于文学的激烈争鸣和良好的文学生态，才使法国文学不断繁荣，佳作迭出。只要是为了文学，哪怕有时批评的靶标并不非常精准，法国的批评家们也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对批评家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惟其如此，埃德蒙·戈斯才盛赞说：“他有缺点、偏见和局限，即使我们知晓了这些，圣伯夫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批评家。”

　　我们不仅需要能够发现优秀和伟大作品的文学批评家，更需要那种直陈作家创作中的问题和弊病，打破私情，敢于为中国文学“剜烂苹果”的文学批评家。面对“烂苹果”在中国文坛上大量产生而视而不见，乃至将“烂苹果”吹捧成为罕见的“好苹果”，这无异于是对生产烂苹果的作家们最大的纵容，也将是当今批评家们最大的失责和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