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总结，自己爱上文学创作，与上世纪80年代初读过王蒙、刘心武、张贤亮、李国文、蒋子龙，以及军队作家徐怀中、李存葆等人的小说有极大关系。这些作家当时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上写作，勇于揭示民族的苦难，反映人民和社会的疾苦，点燃被压抑的人性光辉，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现实，让文学走在了时代前列。那个时候我读到的中国小说，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相融汇，作家敢说真话，尖锐大胆，禁区一个个被突破，读来痛快淋漓。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多元文化的爆发和大众娱乐的狂飙突起挤占了文学空间，读书人越来越少，文学后备力量流失严重。作家本身有没有责任？我认为，责任不小。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不少作家写作越来越小众化，不关心现实，远离时代，缺乏担当，热衷于描写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笔下不痛不痒、自说自话、顾影自怜。其结果就是，你不关心时代，时代就会抛弃你；你不关心大众，大众就会抛弃你；你不关心生活，生活就会抛弃你。
作为军旅作家，不能去抒写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反而要不断重复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去写他们所谓的奉献精神、虚假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我看不到创作的希望。2003年前后，我暂时放弃了小说创作，开始写剧本。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知道的人多一些，辛辛苦苦写一部小说，能真正去阅读的人少之又少；写一部电视剧，只要能在卫视播出，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观看，这也是一些作家转行写剧本的原因之一。
在影视圈里折腾了十年有余，个中滋味，冷暖自知。在参与写作了8个剧本之后，我开始怀念文学创作。当然，回头写小说，是不能再写过去那种不疼不痒、不咸不淡的东西了。虚假和苍白无力，一直是军事文学的通病。作为一名老兵，我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军队的巨大变化，说实话，现在我们的战力、武器装备发展之快，连内部人都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最大的心病是腐败，腐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写30多年军队的变革，如果不涉及军中腐败，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职。我不想粉饰现实，不想回避矛盾，我想改变过去军事文学高大上的传统，把军人拉回到地平线。于是，我写出了部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形式主义、用人不察、面子工程、缺乏科学的决策、讲排场、惊人的浪费、买官卖官等种种腐败现象。这些大都是我听说过的，遇到过的，身边发生过的。
我和书中主人公布小朋有类似的经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像我们这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家子弟是难有机会成为职业军人的。16岁那年我来到军队，30多年来，国家人民养育了我，我总想着为军队做一点事情。我是个文人，不能到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掌握不了高科技武器，无法到边境线上站岗放哨，那么，只能利用手中这支秃笔，写几部作品，回报国家和军队。军队是镇国利器，军队强，国家才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复兴，没有军事上的强大，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真正的作家应该勇于立于潮头。中国作家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和担当。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怕三怕四，是我们作家，包括出版人的通病。我们所站的高度不高，太关心身边琐事，而不怎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缺乏大格局、大思维。这就不免影响到我们作品的高度和质量，大作品也许就这么溜掉了。
我不认为《一座营盘》是一部反腐小说。我只想让读者通过它，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对于我而言，能够站在风口上，去写一部以前别人不敢碰的题材，算是尽了自己作为一个军队作家、一名35年老兵的职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