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升起老高，岛在深蓝的夜空下披着一层银光，脚下是无际的海水。远处的指航灯倒映在海面上，海水波光粼粼。粼光从脚下向远处扩散，一个浪，又从远处向脚下袭来。天水相接。两个哨兵，面朝大海，凝望着海水，凝望着远处的灯塔。在夜的微暗里，他们挺立，成为两个朦胧而迷人的剪影。他们在站岗，也在想家。
三山岛，迷人的岛。
岛之夜的迷人，是因为她的神秘，空旷；是她远离大陆没有依托之感而带给人的那一丝微妙的恐惧。岛的夜宁静，岛的白天，少了一分神秘，多了些许明澈。这里住着一群兵，一群年轻的兵。他们守着岛，守着祖国的大门。他们训练，奔跑与呐喊。除了兵，岛上没有一个居民。岛像风景区，幸运的是，她并没向游客敞开她的怀抱，也因此，这里的海水才如此清澈湛蓝，沙滩如此纯白洁净。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里的春，比“山寺”的春来得还晚。我去采风的时候，是5月初，岛上花未开，树之叶芽才绽破，岛绿得若隐若现，像雾一般轻柔缥缈。山顶上有几株树枯死了，非但没有大煞风景，反倒增添一丝坚韧的生机。树历经数年，死而不烂，枯树虬枝，像仙女飞天，像玉凤求凰，飘逸俊美。兵们体能训练，喜欢奔突到山顶，在这里歇息片刻，看树，看更远的海。
职业习惯，我喜欢在岛上走，不放弃每一个角落。有些地方险峻，春明军医一直陪着我。同样是职业习惯，我会打探他们的状况。婚否？爱人或女朋友是哪里人？春明军医告诉我，他是吉大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生，喜欢军装，便“弃医从戎”。女朋友是他同学，在读研究生。
“多长时间见一次面？”我问。
“半年。”
我知道，这样的见面周期，对热恋中的人，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当下的年轻人。一定是我心里的愁绪写在了脸上，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海岛上的军医，一年一轮换，年底，他就到陆地了。那时，与女朋友见面就容易多了。
“我们贺指导员，都在岛上待4年了。”春明军医说。
“他怎么腿瘸了？”我问。
我上岛时，指导员在码头接的我，他走路一瘸一拐，我当时问过他，他笑着把话题折过去了。
“滑膜炎，膝盖上，”春明军医说，“与海岛上的潮湿有关。”
午饭后，我同贺指导员在门前的臭椿树下闲谈。臭椿其实散发的是一种香气。树干有水桶般粗，虽只是叶芽，依然绿荫如盖。贺指导员说，因为这株臭椿，营院门前无一苍蝇、蚊蚋。树下有石桌石凳，夏日，来客人了，他们把饭菜端到石桌上，围坐一起。贺指导员家在丹东，小孩不到一周岁。他们父子只见过三次面。他把相机里的照片给我看，很可爱的一个男娃。同许多军人一样，静下来的时候，他看着妻儿的照片，寂寞和孤独就被亲情驱走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游荡，流逝。他们有时觉得自己就是那海水，而家则是他们的岸，一个潮起，他们回家，一个潮落，他们离岸而去。这种聚散之潮起潮落，来得慢，去得快。而思想上的潮汐，频率却是快得很，每时每刻，我是深有体会的，刚上岛，就思家。
“4年，真不容易。”我说。
“还有9年的呢。我们的司务长，在岛上待9年了。”贺指导员说。
我顺藤摸瓜，找司务长谈。司务长看上去很年轻，但经不住细瞧，细密的皱纹从额头延伸到眼角，将他在岛上的沧桑铺展开来。我与他在招待所的沙发上对面而坐。全岛上，他待的时间最长，我让他谈谈在岛上的经历，他笑着说，没啥好谈的，经历太多，无从谈起。我说：“记忆最深刻的，永世难忘的。”他说：“其实也不远，就在去年春节……”他声音哽咽，说不下去。我看见他红肿的眼睛，知道触到了他的痛处，说：“算了，不说吧。”他站起来，克制着不让泪水流出。他说：“对不起，我……我……无法接受你的采访。”我说：“好吧，你请回。”
我其实不是采访，只是随便聊聊。我没想到话题变得如此沉重，就不再问。直到我离开海岛的那天上午，贺指导员告诉我，司务长不愿回忆往事的原因：去年的大年三十，他们被海浪阻隔在陆地。因为连续七天大风大浪，陆地的码头都封了，可岛上已无供给，更别说年夜的团圆饺子。他雇用地方渔船，平时熟悉的渔民都拒绝他：“太危险了，多少钱也不能出海。”他们也劝阻司务长别上岛。司务长找到渔政：“他们与家人无法团聚，央视的春晚又看不上(岛上无信号)，战友间再不能围坐一起，吃顿团圆饺子，我这个当司务长的，心里过不去。” 好话说了一箩筐，渔政同意借他一艘登陆艇，但不出驾驶员。司务长把几箱速冻饺子搬上登陆艇，坐进驾驶舱，钻进波浪里，像穿越一道道白色的墙。
“岛上没有信号，无法与他联系。我不希望他回来，但我知道他的性格，他一定会在除夕这天下午赶回来，我就在岸上等。他驾着登陆艇，像潜水艇一般，跌跌撞撞冲到岸边。我们把他从登陆艇里拽出来，他神情漠然地望着我，像是梦游中，”指导员说，“一连好几天，他都是这种‘梦游’状态，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不说，我也不问，我想，他一定是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或许是他不愿提及那次经历的原因。”
我恍然明白，一个在海岛上待了9年的老兵，讲不出一点故事。不是讲不出，是不愿讲。我想起他潮润的眼睛，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他司务长，我也叫他司务长。我想，他是称职的，他配得起这个称谓：“司务长”。
贺指导员让列兵夏雨照顾我，我高兴，我非七老八十，不需要照顾，但我喜欢同年轻列兵在一起，那样会使我忘记自己的年龄。饭后夏雨陪我在海边散步，有时陪我玩飞镖，定输赢。起先他故意输给我，后来发现他不故意都无法胜我，就羞红了脸。我愿意看他笑，一嘴洁白的牙，将他的年轻与健康一展无余。人的老，是从牙开始的。
我问夏雨，来岛上有何感想。
他说，他刚分到岛上，很失落，简直不想干，想家，想哭，但一直憋着眼泪，直到有一天，与他一同分到同一个新兵班，因为身体的原因，退回原籍，没能留下，那一刻，那个战友哭成了泪人，那一刻，他的眼泪哗哗淌。“那天我哭了半个晚上，战友的离开，让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岛上当兵，能留下是多么荣幸，多么值得珍惜。”
夏雨是湖南人，高中生，想报考军校。他告诉我，他学的是文科，考军校并不占优势。“考上了，读军校去；考不上，就回家。”
周六的下午，倘若无风无雨，除了站岗的、坐班的，兵们都会来到海边，看大海，想亲人。无论家在南国，还是北疆，朝着同一方向，好像家都在同一个城市，或同一个屯子。他们在海面迷朦的雾气里，都能看见自己的亲人。
无边无际的深蓝，与无边无际的寂静，就是这一刻的心境。
我那次离岛后，指导员就到团里当股长了。说来也巧，我走了好几个地方，走后不久，那里的主官都提了，有人以为我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其实不是，我只是个作家，没那么大能量，我只能说，我去的地方，都是艰苦的地方，我只想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各自的上级，心里亦有一杆秤。
我离开三山岛一年有余。我不知道，岛上的兵会不会偶尔想起我，就像我偶尔想起他们一样。替换春明军医的军医上岛了吗？司务长为了给养，还要冒那样的险吗？那个叫夏雨的兵，是坐在军校的教室里，还是行走在湘楚大地上？我甚至不知道他叫夏雨，还是夏宇。我想着他是夏雨，这名字有诗意，也符合他这样一个白面书生。我有三山岛的军线号码，我抓起话筒，擎了许久，但并没拨打。我希望他们都离开了岛，去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又害怕得到他们不在岛上的消息，那样，我对岛的思念将变得苍白。我放下电话。有些事，该朦胧就朦胧着，这样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