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学角度看，小说中许多真正生动的因素，是“人们”而不是“个人”创造出来的，不是凭借作家的想象，而出自作家的摹仿。柳青本是不善于写泼妇的，为了写好，有一天故意往村里一个出名的泼妇身上倒了一盆水，惹得泼妇把柳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于是柳青才知道如何去写了。现在，能这样处心积虑深入生活的作家已很少了，大家都过于相信自己的才华。在一定范围，创作也是一种信息积累和信息交换的活动，柳青说，“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这是道出真相的。我们看到，有些作家好像总有写不完的作品，总有新作问世，其实值得写的早写完了，成为了匠人却不自知。
当然，柳青作品的内容，不全部来自生活，也有来自上面“政策”的成分，是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的。假若没有这些局限，《创业史》会写得更好。难得的是，在《创业史》整个创作过程中，柳青始终忠实于现实主义，艰苦卓绝地坚持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这种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作品中最丰满的人物是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彻底来自农村现实，他发家的梦想，百折不挠的努力，以及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处处折射着千百万农民的身影，完全是一个真实、饱满的艺术形象。写梁生宝，则耗费了柳青的大量心血，按当时要求，这个人物需要高大全一些，对柳青的创作形成最大挑战。而柳青不是一个可以将就的作家，在艺术上他有自己既定的标准，绝不以写出一个过得去的正面人物为满足。所以他很苦恼。他说过，有些作品，经不起问上几个“为什么”，一问就倒了。比如某某人物，他的觉悟、他的仇恨从哪里来的？他把生命拿出来，但他的牺牲精神哪里来？从教育来？生活中来？先天的血统？光说不行，要问形象达到了没有。我在写作中，所谓的创作苦闷，大多来自这些方面。 他所说的“要问形象达到了没有”这句话，是非常中肯而重要的，他尽量赋予梁生宝生命的血肉，使他亲切可感，也就在最大限度上使主人公立起来了。如人们熟悉的梁生宝买稻种一节，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的写作。读者很难忘记，那个雨夜的城里，一个乡下来的年轻庄稼人停留在街头，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一个破席棚底下，为了省两角钱不肯住旅馆。此时的梁生宝不仅是朴实的、真切的，活生生的，也是令人牵肠挂肚的。这些描写都来自作者14年里对普通农民的入微观察。所以，梁生宝塑造的成功是相当不容易的，比之写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这些人难得多，但柳青写成了。今天，在我们的主旋律创作中，也依然存在如何写好正面人物的问题，依然是关键性的问题，也就依然有老老实实向柳青请教的问题。必须像柳青一样问自己：“形象达到了没有？”实际上就在于两点：形象真实不真实，感人不感人。
柳青的精神对陕西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都由衷敬重他，陈忠实亲自为他立碑。他们在深入生活上，深受柳青的影响，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说和柳青密切相关。可见，柳青是开创一代风气的作家，是先驱者。继承柳青的风范，扎扎实实地对待创作，也应成为全国作家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