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康赫的名字一直与实验戏剧勾连在一起,在出版了小说《斯巴达》《人类学》之后,他的名字开始与作家、实验小说发生了关 系。康赫做过家庭教师、外企中文职员、专栏作者、网站主编、日报记者、影像设计师……他说,“北京犹如沙地,是流浪汉们的故乡”。《人类学》是他对北京的 描述,更是他对生活的记录。
《人类学》在结构、内容、语言等方面颇具先锋色彩和实验的勇气,但它同样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对于这个特别的文本,我们到底该关 注什么?它的出现对小说这种古老的文体来说有什么新的意义?在实验的外表之下,它还存在哪些缺陷?就此,我们邀请本书责编、青年作家李宏伟与康赫展开对 话。
对小说可能性的呼唤已经停下来了
李宏伟:你在一个采访里提到,“写作会继续,小说会消亡,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可否展开说明一下?
康 赫:这是我的直觉。如果我们拿现在的小说与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个世纪的一些巨匠的作品相比,呈现出一种倒退的状态。现在已经很少有这样的一些人、一群人能够达到那种创作状态。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才华局限了他去这样做,而是因为整个时代的呼唤已经停下来了。
不是小说本身的可能性停下来,而是对小说可能性的呼唤已经停下来了。前两天看到李陀说,现在的小说不要超过20万字。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发出这 种声音来,不管这种声音本身是不是成立。他并不只是代表他自己,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说现在小说不要超过20万字?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不说,这 说明他一定是感觉到某种东西停下来了。
李宏伟:你的意思是,这个时代不再呼唤传统的长篇小说了?
康 赫:时代没有这个需要、需求了。我们上次做活动的情况可以证明。我直接面对茫茫人海,呼吁大家来听,免费。来吧!没有人来。呼唤的主要通道和场地已经转移 了,新的书写艺术的可能性应当会借着新的呼唤通道在新的呼唤场地里出现。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好确定,但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李宏伟:《人类学》有130多万字,它与传统长篇小说的不同在哪里?你在创作中有哪些探索?
康 赫:我认为我探索的小说边界差不多到头了。小说里面真实和虚幻混合在了一起,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真”和“假”。而是说,它真的是真的。我觉得《人类学》 不像通俗意义上的小说,它本身是开放的。同时我也完成了一个心愿,就是把我喜欢的两种文学调和在了一起。我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说,发明了一种“不伦 不类”的语言。
我不知道,对于小说写作来说我下一步还能探索什么。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专业作家,所以我不会去为了写而写。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不排除我也会写,但 我现在感觉是不会写了。显而易见的是,重复式的写作对我来说无法满足。如果再写《人类学》这样的东西,很简单。当然,也有别的小说。比如说,普鲁斯特,那 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我知道他特别厉害,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没法达到的地方。这个地方他已经探索了,我不需要再去了。我也不是那种类型的作家。乔伊斯, 他探索了另外的可能。可是我有我的任务,我可能在《斯巴达》的时候,愿意向这个少数作家的群体表达敬意。我刚进来,打个招呼。但是我现在也不愿意那样做 了。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山体会塌陷,洋葱也会腐烂
李宏伟:《人类学》本身,准确地说,是一个不能归类的东西。现在我们称它为“小说”,只是出于方便。
康 赫:这是对的。我一直做的工作是这样,我这个人也是这样,我做的戏也差不多这样。在哪儿都不重要,可以被忽略,这是我特别迷恋的。越不方便我越自由。那个地方没有人管,所以我待着会特别舒服。
有人问,《人类学》的语言怎么那么复杂?我说其实语言只有一种,不伦不类的语言。你看《东四十条》那一节里面的老太太,在她的独白之前有一段叙 述,“西风轻吹,满地的纸片塑料袋儿……”那种文字是比较典型的“不伦不类”的语言。它听来是谁的话,是谁在说?不清楚。突然又冒出来一句,“贾大妈披着 灰大衣,将将伸手够得着”。但这句话是谁说的?也不清楚。但就是这种不伦不类的话、这种不伦不类的基准语言能够让我随时地飘到这里,飘到那里,可以飘到独 白,可以飘到旁白,可以飘到叙述者的声音,可以飘到戏剧。这是我比较舒服的状态。
李宏伟:有些读者觉得这本书读不懂,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写这部作品应该有一个要达成的目的吧?
康 赫:这个目的在小说里面也基本讲清楚了,就是关于创造的问题。主人公麦弓有关自我的问题。自我是怎么回事?它最初是来自一个非常小的承诺,然后他守着这个 承诺,他发现自己每天在变化,他又要进行创造。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基,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自我,他怎么进行创造呢?他如何保持叫做脉络也好,叫做主体性也好, 或者叫做主体化的东西呢?他一直非常困惑。
李宏伟:但到小说结束的时候,他也并不是特别肯定的状态,好像始终没有找到你说的“主体性”。
康 赫:对,他没有。所以小说就没有结束,9个月的时间可以一直往下延续,因为他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但他最后也想通了一件事。有两个比喻,一个关于山,一个关 于洋葱。如果以后要做表演的话,都可以做个实验。拿着洋葱,我剥吧,剥到什么时候它就不再是个洋葱呢?只要还在剥,还能剥,它就一直是洋葱。麦弓最后也认 定一点:认定自己的变化,每天需要维护前一天;他认定在维护当中会有变化,他接受了这个状态。这是他最后走向开放的地方:他接受自我有一个东西,但是这个 东西并没有核心,它的每一天都区别于前一天。
李宏伟:说得悲观一点。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他一直站在这儿没动。只不过是到小说结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没动,认可了自己没动的状态。
康 赫:他动了。动的结构是这样,每裹一层就是动。一层裹着一层,外部给压力的时候,内部会反弹。这构成我们叫做尊严的部分。由于尊严的部分,它抗拒,然后再 反弹,构成下一层的坚硬度。逐渐包裹起来,像山体那样,一层一层堆。山也没有核心,但山体是存在的。山体会塌陷,洋葱也会腐烂,所以他最后接受了。一个逐 渐拱起的,通过自尊构造起来的东西,最后它会消失。记忆消失,情感消失,然后人飘散。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他是非常虚无主义的。是从来没有可能结束,最后只 会腐烂的状态。
完满的状态很难达到
李宏伟:《人类学》设置成用9章来写9个月,一个月一章,这是最初就想好的吗?有什么用意?
康 赫:最初就想好的。写完《斯巴达》我就想写下一部,可想不清楚应该怎么来写。写北京,这是确定的。但怎么写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明白,应该写北京的 一年。《斯巴达》写了一天,新的小说我想写一个月。但是一个月无法容纳北京,再放大到一年呢?从本能来说,我不会去写满一年。一定要去达到完满的状态,这 个太勉强了。
李宏伟:那为什么是9个月?不是其他月数?
康 赫:《斯巴达》是写一天,实际上也就是16个小时,没有写足24小时。想到这个小说写北京的一年时,我已经打算好,不是写真正的时间上的一年,肯定不写满 一年。但是连贯、连续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它和我之前的长篇《斯巴达》衔接,这就必须考虑麦弓什么时候回北京。《斯巴达》是夏天,好了,那他就秋天回北 京。于是我从9月的中秋节开始写。小说前面有一段朱家成他们唱戏,是8月中旬的演出。从那里往回推,然后确定了叙事从麦弓租房子开始。
写到一个地方,你必须沉默,那就是6月的到来。咔,结束。这样正好是9个月。9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它在古希腊是极限,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极限。《易经》里面9就是极限。所以,《人类学》就用9。
李宏伟:《人类学》里也有很多戏剧性的故事在里面,如果能把它们写充分,就是足够有冲击力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我们能看到这种戏剧性在现在的小说里面被压缩了,为什么这样处理?
康 赫:没有被压缩,是被分散了。分散在各个局部,你在每个局部都看不到戏剧性,但是过两章,过三章,戏剧性就出现了。一个人发生的戏剧性,在小说里面总是被 浓缩的,实际上可能发生在更长的时间里。无非就是,你写了9个月,有些东西你急于在9个月内解决。但是如果你按照自然的进程来看,这些戏剧性应该是分散 的。
李宏伟:这是现代以来小说有意思的原因,但也使它丧失了一部分读者。这也是这部作品面临的问题之一。
康 赫:对。但我认为《人类学》是古典小说,原因就在于,它的戏剧性是跟古典小说差不多的。每个局部都不是戏剧性的,组合起来才有戏剧性。但如果遵循更自然的 进程,那就写不完了,那就是写一个人的一辈子了。所以我觉得《人类学》是块状的,单独的一块是没有戏剧性的,合在一起才有。
现实的可能性会进入小说
李宏伟:小说里面有大量的人物,常是突然出现,又毫无预兆地消失,这种处理有些让人摸不到头绪,你是怎么考虑的?
康 赫:有些是偶然的,有些确实是现实要求。像陆翼锋这样的,开始老出现,后来到第五章也出现了一下,但以后就没有再出现。他没有必要再来了。因为陆翼锋已经 找到归宿了,朱家成给他安排了浙江博物馆,他也愿意去那儿,去了怎么也得待上一年,所以不可能再来了。他的故事讲完了,他来干吗呢?他当然可以再来,这是 没有限制的,但他来干吗?我不知道。大量人物都这样,我不知道他再来干吗,那就消失吧。
《人类学》不是为了完成小说而小说,现实的可能性会进入小说的可能性,不勉强是我崇尚的。为了完成一个完整的小说,给他个交代,再让他来一次。也可以设定一个理由,但是太勉强了。
李宏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你这样的处理似乎也有些刻意。
康 赫:我没有刻意。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来干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人,如果他的故事完成了,他再出现干嘛呢?更何况,《斯巴达》里面,他已经因为耳朵出血回 家了,雄心已经被打压过一遍,多少有点放弃的意思。比起陆翼锋,我更关注那个剁了根手指的小孩金志刚。我一直想要把他的故事维持下来,这个人物有原因,但 后面写的都是虚构的。这个孩子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希望小说里面的所有人都能见到他。你能感觉到这个热情吧?我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这个人。他真是太难了。
李宏伟: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你后续的写作,还有什么需要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吗?
康 赫:我用影像。我开始考虑影像本身的东西,我不再去想小说就行了。影像上还有大量我不能解决的事情,尤其在影像的语言上面。我对语言那么感兴趣,语言上还有大量没有解决的事情,我需要去试一下。小说那个洋葱的命运如何,我阻止不了,但是另一个洋葱肯定要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