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祖国哥伦比亚看看，现在，这个幻想变成了现实。本世纪初，我曾经幻想在某次国际文学会议上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并且想好了见到他时要说的第一句话，但因为他身体欠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个幻想没有变成现实。
拉丁美洲文学对于我们这批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是异常辉煌又分外亲切的文学现实。那时大量拉美文学被翻译到中国，我和我的同行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当时的感受和马尔克斯当年在巴黎的阁楼上初次读到卡夫卡的小说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啊，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啊！
1987年，我写过一篇题为《两座灼热的高炉》的文章，讲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美国作家福克纳带给我的启发和诱惑。他们启发了我可以怎样写，但他们也诱惑着我像他们那样写。我在文章中表达了想要摆脱他们、创造一种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个人独特风格的文学的幻想。30多年来，在中国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幻想也基本上成了现实。
文学幻想展现了人类对幸福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幻想可以使得文学更加逼近现实。当然，无论多么神奇的幻想，也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中国清代的文学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很多情节荒诞不经，但却让人不觉其虚假，原因在于大量富有现实生活气息的细节。譬如其中有一篇小说讲某次雷雨过后，天上掉下了一条龙。我们都知道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动物，但蒲松龄写这条龙身上落满了苍蝇，不胜烦扰。龙将身上所有的鳞片张开，让苍蝇钻进去，然后它猛地闭合鳞片，将苍蝇消灭。后来，天降大雨，雷声隆隆，龙呼啸一声飞到天上去了。这样的细节，让龙这种虚幻的动物获得了艺术的真实性。又如我们熟悉的《百年孤独》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霍塞·阿卡蒂奥中弹身亡，他的血沿着大街小巷曲曲折折，一直流到了母亲乌苏拉的厨房里。乌苏拉循着血迹，来到出事地点。通过这个细节，母子深情，得到了集中而强烈的展示。这些极尽夸张的故事，因为来自于现实生活细节的真实，以及作家讲述时的高度自信，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最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进步和变化，当年我们幻想的事情，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当年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今天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现实。
前不久我回故乡高密，遇到了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谈到了40多年前我与他一起在村子里干活时的一些往事。当时我是一个懒惰的儿童，他是一个勤奋的干农活的好手。我曾经跟他说：将来，割麦子、掰玉米、摘棉花，这些沉重的农活，都可以用机器代替。他讽刺我说：将来还会有一种机器，一按电钮，包子、饺子、鸡鸭鱼肉都会热气腾腾地冒出来，你等着吃就行了。这次碰到他，他说：大侄子，你了不起啊，你能预知未来！你当年说的都成了真事了。我说，大伯，那些事，都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他说：你再给我预言一下，再过30年，还会有什么变化？我说，大伯，我真的不知道3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连三年后的事我都不知道。但您当初说的那种一按电钮，各种好吃的好喝的都会冒出来的机器，从技术上来讲，完全可以变成现实。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作家面临着的现实，是我们文学艺术最宝贵的创作资源，也是我们的艺术幻想的根基。我当年坐在时速50公里的火车上，幻想着自己是骑着一匹骏马在田野里奔驰，现在我坐在每小时300公里的高铁上，幻想着自己是骑在一枚火箭上向月亮飞驰。现实变了，幻想也会变。不了解现实，幻想的翅膀就无法展开。因此，作家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写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即便写的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作家能以最新的现实为立足点，也会使古老的故事产生新意。
我曾经想好的见到马尔克斯时要说的第一句话是：先生，我在梦中曾与您喝过咖啡，但哥伦比亚咖啡里有中国绿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