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语言学家、文化学者周有光先生已109岁高龄了。回顾7年来我与周老接触的点点滴滴，我愿将一些体会与读者分享。
2008年端午节，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周老，是以“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校友的身份。也许有人会奇怪怎么会有跨越50岁的校友，其实这完全是拜时代所赐——那时，周老是被改造的“反动学术权威”，而我是随父母下放，在造纸厂切草班出苦力的小童工。命运在38年前有了交集。此行除了探望和叙旧，更是为了向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讨教。
保姆把我们领到周老的书房，周老笑眯眯地握手相迎。他兴致很高，和我们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高级劳改”的日子。他笑道：“许多人下去不高兴，我倒很高兴，不后悔。想想看，假如不下放，不到那里去，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我却不知道。”我们谈起令岳飞壮怀激烈的贺兰山，谈起大渠上的沙漠卫士沙枣树，谈起连天大漠中的芨芨草……周老还给我们讲了“9·13”以后开大会，恰遇雁队集体飞过天降“粪雨”的趣事。这件事，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过。但不知为何，我问当时干校其他的一些长辈，他们都说没有印象了。我想对此惟一的解释是，有“周百科”之称的周老，即使在那困顿的年代，也对自然界的奇妙现象有着特别的敏感；一般的人，自己的愁苦事还顾不过来呢，哪还有精力去关注大雁拉屎的事。
临别，周老送给我几本书：《百岁新稿》《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和《周有光百岁口述》等，对我说，他85岁退休后，“离开专业的井底”，每日大量看书、看报，“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他在进行“自我扫盲”。他说：“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
阅读之余，他把感兴趣的东西随时记录下来，写成通俗的短篇杂文，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从90岁到100岁，集成这些文化杂文集。
那次拜访之后，说实话，我被这位睿智的百岁老人迷住了。那个时候，我正为历史、现实的一些问题弄得很迷惘、很困惑，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他的书。
我特别注意到他的“双文化”观点。这是与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很不相同的一种文化观，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读了周老的书，我有一种“顿开茅塞”、“振聋发聩”的感觉。于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周老儿子周晓平先生的电话，他说，爸爸很喜欢你写的文章，约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赶忙前去赴约。先生见我来，非常高兴。打开话匣子，一聊又是两个小时。
原来，先是民盟中央刊物《群言》在2008年第12期上发了我的这篇文章，老作家邵燕祥看到，写了《报周有光先生书》，发表在2009年1月9日《文汇报》上。邵先生说：“您以平实的言语，讲了一个关系人类命运当然也包括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后来，《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又被《杂文月刊》《文艺建设》等杂志转载，还被沈从文之子沈龙朱先生收入周家和张家的家庭杂志《水》；一些网站也转载了，点击率还挺高。
我很高兴，能为传播周老的真知灼见做一点工作。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拜望周老，听他谈天说地。周老也时常把他新写的，或者他看到认为不错的文章复印下来，让保姆通过邮局寄给我。
一天，我去看望周老，正赶上他在伏案工作。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电子打字机，周老端坐桌前，正全神贯注地整理自己的文章——从一张三寸硬盘重新存贮到另一张盘上，并编目录。周老打字速度很快，他告诉我，他用的是“双打”输入法，一个音母、一个韵母就可打出一个字，而拼音法正是周老所创，可谓烂熟于心。于是这位已逾百岁的老人打起字来竟比一些年轻人还快。保姆小徐告诉我：“爷爷每天都这样在打字机前工作，一干就是半天！”
这台打字机，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夏普公司面向中国市场研制的产品，周老在汉字输入的关键技术上给过他们指导，这是夏普酬谢的赠品。后来随着电脑技术飞快发展，这种小型电脑很快被超越，用的人很少了。但它却一直伴随着周老，成为他文字工作的忠实助手。
就是用这台打字机，他以惊人的速度写作。104岁出版了《朝闻道集》，105岁出版了《拾贝集》，106岁时《文化学丛谈》又如期问世。这些书，在海内外读者，尤其是知识阶层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竟然脱销。令我惊讶的是，在这几本书里，周老都以《从“河东河西”到“双文化论”》为题将我的文章收入，还加了这样的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人们的兴趣转变，不再谈文化了。这时候，庞旸女士发表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好似夜莺孤鸣，清醒耳目。庞旸介绍周有光的‘双文化论’，用笔简明扼要，胜过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旸的文章，要点如下……”这样的评价，令我感动之余又有几分惭愧——本来那只是一篇介绍、阐述周老观点的文章，老人却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以勉励。人们说起周有光等硕果仅存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论起他们对当代文化的特殊贡献，常用“老年人燃烧，中年人取暖”来形容。而周老正像一团继续播撒“德”“赛”之火的明亮火种，温暖、激励、鼓舞着我们这些后来学者，向着人类先进文化发展之路，向着中华复兴崛起之路，探索，再探索。
我曾想为周老写传，为此还特意自费去周老的家乡常州，以及他生活过的苏州、重庆等地采访。后来听说这个题目已有人写，我就打消写传的念头，转而帮助周老整理他的口述录音。有段时间，我常带着录音机去周老家，把他对录音稿的修正和说明记录下来。但这项工作也因我的一些原因没有持续完成。后来此稿由其他编辑修订整理，以《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为题出版了。在出版前的研讨会上我拿出了自己当初的整理笔记。虽然不能说有多大贡献，也算是略尽绵薄之力了。
周老曾给我画过一幅“人生轨迹图”：人生像地平线上半轮太阳，从0岁到20岁，是上升期，20岁到80岁，平稳的盛年期，80岁开始，慢慢向下滑落，却依然发着热，闪着光，100岁出局。这幅图对我有很大的鼓励，觉得自己不过才到“平稳的盛年期”之中段。古人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周老早已超越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图，百岁以后发的光，更加明亮。
那些年，常有一些朋友让我带他们去拜望周老，对这样的请求，周老总是慨然应允，热情接待。我觉得，他很高兴与后辈人交往，从来人身上捕捉外界的信息，也将自己一个世纪的人生经验与大家分享。访客除了讨教，还免不了要求题字、照相录像，周老总是不厌其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周老谦和的态度和幽默的话语，令每一个来访的人如沐春风，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他的小书室总是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就在今年年初，我和社科院的张森根先生去拜望过109岁生日的周老，还在他家楼下看到许多鞋套——那都是一天里来拜访的人留下的。
周老的观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相反还引来一些持不同意见者的非议甚至咒骂。对这些骂声，他不仅不烦恼，反而十分欢迎，经常让我们把看到的不同意见告诉他。他说：“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认为有争论是好事，是社会的进步。
人们求周老题词，他题得最多的是“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这两句话，显示了周老的全球化视野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