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文，德语译者，1973年生，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教师，德国哥廷根大学访问学者。译著有：《拉贝日记》《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研究领域和兴趣：德国近代文学、域外中国形象、图书出版文化、阅读文化史。在没有掌握外语之前，我们都是通过译作来接触国外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某些经典段落——无论是因其思想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会在心里打下很深的烙印。可以说，对译本的接受是我青少年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和许多译者一样，我走向翻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一点不懂，到慢慢有点体会，到现在有点心得。最初的翻译实践是在学校里。外文系的学生都得 上翻译课，初步了解什么是翻译。在老师的指导下做练习，掌握最基本的翻译技巧。课余老师还会介绍一些政府或企业的资料和文书给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我学了 不少东西。
机缘巧合，我大学一毕业就参与翻译了一本“重要”的书。上世纪末，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的倾向日益凸显。此时，作为南京大屠杀重要证据的 《拉贝日记》稿本在德国被发现。我国政府和国内学界对此书非常重视，要求尽快出版。由于时间特别紧，出版社最后决定由多人合译，翻译组由南京大学德语系的 几位老师组成。
拉贝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文字并不是特别难，对于一个翻译新手来说比较“合适”。多人合译作品的问题 会很多，这点业内的人都知道。鉴于此书的重要性，出版社制定了特殊的工作流程。译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自的份额后，集中在一起交换校订其他人的译文，同时 参与校订工作的还有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负责审核译文中涉及的史实问题。出版社还抽调了最好的校对同期校订，所以该书的编校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对我来说，这次特殊的翻译经历非常重要，按照流行说法，这是一次工作坊式的学习，我了解到编辑和校对的工作方法，也从历史学家的考证工作中受益良多。在日后翻译中，我会或多或少从地从这几个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翻译。
接下来，我又受师长所托翻译了《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作者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人。书中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建筑、音乐等知识，其深 度和广度远远超出当时我可以掌控的范围。全书只有10万多字，我却翻了两年多，很辛苦。期间，除了参考众多工具书外，还阅读了不少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现代 和后现代哲学和美学的众多原著和参考书。现在看译文，觉得它很稚嫩，虽然我力求通顺，但语言还是有些生涩。普通读者读起来可能要费些劲。
之后，我主动向出版社推荐了《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一书，这是我自愿翻译的第一本书。作者萨弗兰斯基是德国很重要的哲学传记作家，其作品兼 具学术性和可读性。此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体现了当时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将其译成中文，对国内学术界及普通读者重新认识叔本华还是很有帮助的。
通过这些作品的翻译，有三个方面的收获：第一是知识，通过翻译一本书，会开拓一个新世界，倒逼自己学习新知识，受益无穷。第二是开拓视野，尤其 是后两本书令我大开眼界，对我日后的研究很有启发。第三是对语言本身的理解，德语社科类著作的语法和句式特别复杂，在破解的过程中，我的德语水平也大有长 进。
翻译工作涉及的几个问题，已经被前贤说过无数遍了，但似乎还是值得说一说。
第一，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这里所指为狭义的翻译理论，例如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翻译中的语义转换问题，或从语言哲学角度探讨可译性/不可 译性。我的体会是，凭借某些翻译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起一个自足的学科。但对我们这些“普通译者”而言，还是觉得有些“隔”。至少我在翻译过程中没有特别意识 到这些理论的借鉴意义，即便有，或许也是在潜意识里。我接触过不少同行，也读过很多翻译家的心得文章。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绝大多数一线的译者都不曾提到受 哪个理论的特别引导或熏陶。翻译是一门手艺活儿，还是要靠动手，遇到具体困难具体解决。
第二，翻译批评的作用。私以为，较之理论，中肯的批评对译者倒是更有具体的帮助。翻译批评分两种：一种是批评家指出某译本哪些地方理解、翻译有 误，遣词造句、语言风格有问题等。虽然不乏客观的评价，但此类文章大多言辞激烈，甚至抑人扬己，未必让人心服。另外一种是译者从实践出发，讲述体会和心 得，反思自己的译作，也会顺带谈谈别人的翻译。我个人觉得，相比前者，这些经验之谈对译者来说帮助很大。杨绛先生写过一篇《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修 订后更名为《翻译的技巧》)，说这篇文章“金针度人”一点不过分。文章中有部分专门讲如何拆句，对我影响很大。我们初涉翻译时，往往被原作的语句结构缚住 手脚，总觉得分解开就不“信”了。后来才慢慢体会到，至少对于文学性文本的翻译而言，过分拘泥于原来的句式，其实也束缚了自己手脚。
第三，好翻译的标准。 严又陵提出的“信达雅”似乎已成为金科玉律，然而对信达雅的理解仍然众说纷纭。我也不揣鄙陋，谈一点体会。
“信”，首先是字面上的“信”，即某概念能否在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找到等值的词语。根据现代语言学观念，这几乎不可能。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关联 的任意性以及每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独特思维框架，大多数情况下，某个概念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等值的对应项，因此完成字面上的“信”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句式篇章上的信。某些文学作品，比如德国巴洛克风格的小说，如果在句式上拘泥于原文，译文势必充满复杂长句，这会给阅读和理解造成障碍。 德国作家克莱斯特、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复杂长句特别多，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叙事风格，喜欢的人读起来很过瘾，但即便如此，今天的大多数德国读者也觉得吃 力。要让中国读者阅读这样的中文句子，恐怕更有困难。许多前辈翻译家就很注重中国传统的表达习惯，例如前文提到的杨绛先生。
但在翻译某些学术类的作品时，情况又不太一样。例如我在翻译《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论法》之初，也考虑是否以通顺为第一要务，几经尝试，最后还是 在某些段落中保留了比较复杂的表述。原因在于，句式结构和表述逻辑相辅相成，我希望读者在看内容的同时，也能体会作者的论证逻辑。
这就逐渐过渡到“达”的问题了。在上世纪初有关翻译的论战中，鲁迅先生被认为是“硬译派”的代表。在批评者看来，其译作文字佶屈聱牙，但他自己 解释说，“中文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过这种欧化的句式结构，为中文“输入新的表现法”， 让中国人学会逻辑思维的方法，让中文得以再造(《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翻译已经超越翻译本身了，对倡导白话运动的这一代人 而言，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介绍一个故事、一种思想，更要让中国人学会思辨的语言，这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考虑翻译中的句法转换问题。
但是香港的批评家思果认为，译文中所有的句式一定要让人觉得是中国人说出来的，即译文应当是让读者觉得仿佛作家在用中文写作。在他看来，好的译 文里恰恰应当避免那些逻辑关联词，例如“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而事实上，这恰恰体现了传统中文的模糊性，句子之间的因果、转折关系需要读 者去(创造性)建构。在相对简单的上下文中，产生歧义的可能性不太大。一旦译文中出现多个连续单句，因为有多种可能的关联存在，读者就会在重建(原文)句 子关联时遇到麻烦，理解的未必是作者的本意，这不仅意味着丧失，甚至意味着误读。
鲁迅先生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这种带逻辑性的语言，至今仍有思果这样的批评者对“欧化”句式颇不以为然。但我们发现，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习得并习惯了“欧化”的表达方式。汉语经过百余年发展，变化了的不仅仅是说话和书写的方式，还有我们的思维方式。
争议最大的恐怕是“雅”。究竟是译文的文字要雅，还是传达出原文的语言风格就可算作“雅”？早年间，严复、林纾等古文大家用典雅的文言翻译作品 似乎是本分。林纾本就是经人口授后下笔译述，不拘原文，尽可追求文字之妙。现在多数翻译者的共识是，应该尊重原文的风格，源语言如果是粗俗的，译文就该粗 俗；源语言是文雅的，译文就要文雅。用雅致的语言去翻译很粗俗的语言是不行的。虽然大家都把风格上的相近作为雅的标准，但真正能够做到“高仿”的译者又有 几人？不过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其中以许渊冲先生最有代表性。他非常讲究译文的“漂亮”，认为翻译无异于译者和原文的作者之前的竞赛。傅雷先生是公认的翻译 大家，但过去也曾有人对他的翻译提出过一些批评，认为在他的译文中，读者见不到作者，只看到了傅雷。
我再举个钱锺书先生的例子。钱先生首先是学者，完整翻译的作品不过几篇而已。《管锥编》和《谈艺录》中有大量的外文引文需让一般读者明白意思， 钱先生必亲自操刀翻译。其译文婀娜多姿，神来之笔俯拾皆是，风格极“雅”，仿佛原文作者一个个成了古文大家。然而仔细对比原文可以看出，译文并非字字对 等，闪转腾挪之后的句式更是与原句大相径庭。毕竟学术笔记不是翻译作品，为了转述或表达观点，钱先生不惜省略掉一些东西。但钱先生在翻译海涅的《精印本 〈堂吉诃德〉引言》时， 则很少在内容或文字上进行删减，很注意“信达雅”之间的协调。这篇译文的“雅”和前面学术笔记中译文的“雅”完全不同。多年前，我曾在翻译课上和学生赏析 过这篇译文，当真是在文字和风格上与原文丝丝相扣，译文绝佳地传达出了海涅幽默俏皮而语含嘲讽的风格。
我有一个猜想：无论从气质还是从语言风格上来说，海涅与钱先生有共通之处，这或许也是译文之所以如此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翻译时，如果作者和译者 之间能够语言相通，心有灵犀，简直就是幸事。过去有这种说法，诗歌的翻译最好让诗人去做，这不无道理。然而古今中外的诗歌纷繁多样，即便是诗人，也有气质 和语言的差异，未必能够胜任各家的风格。为合适的文本找到一个合适的译者，也是缘分。
对于这三个翻译的标准，我至今虽没有准确的答案，却也有点体悟。“信”是对原著负责，好像钱锺书先生在《论林纾的翻译》中讲到，翻译是一仆二主 中的“仆”，面对原著，贴切的翻译其实是一种“信”，它是对原著这个“主人”负责。“达”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读者这个“主人”负责，因为文本通畅对读者 的理解是有帮助的。而“雅”呢，我理解为译者自己的抱负，这就是许多名著会被不断重新翻译的原因之一。比如在德国，《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蒙田的 散文、托尔斯泰的小说有不同的译本，那是译者之间的竞赛，在满足读者接受需求的同时，呈现最完善的译本，这是译者的 “野心”。
在向读者介绍外国文化时，译者是一个“摆渡者”，让两岸的人能够增进彼此了解，译者就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本文根据作者在梁宗岱译坛上的演讲整理)
译 文
他产生于这个“哲学的率性年代”，然而他恰 恰以一种最激烈顽固的方式与之为敌。他对世俗化的理性宗教颇不以为然，对于他这个曾经学做过买卖的人来说，理性就像是店铺里的毛头小伙计，它任由“意志” 这个掌柜呼来唤去，于是在铺子里跑个不停。“意志”既不是精神，也不是道德，同样不是历史理性。“意志”是一种充满活力，同时又孕育着灾难的东西，与之俱 来的是死亡、不幸和无尽的仇视。在那个时代里，叔本华特立独行，他心中充满的并非是创造的乐趣，而是消减的艺术。这位“最理性不过的非理性哲学家”(托马 斯·曼)开创了一个阻滞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深深地触动着人们的灵魂深处。他的梦想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世界又回归到了音乐的“无动于衷”的游戏之 中。这是一个对和解的梦想，只是它被众多棘手的问题所掩盖，而也正是和解这一主题使后来者阿多诺和维特根斯坦为之魂牵梦萦。当叔本华做梦的时候，他就要在 现实面前保护自己，而这个现实对于他本人而言已经成为了噩梦。他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噩梦纳入到其哲学的心灵深处。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结的时候，他曾在 一次谈话中对人说：“在某种哲学中，如果你听不到哭泣、号叫、咬牙切齿以及对立的双方之间在相互残杀时发出的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呼吼，那么这样的哲学就根本 不是什么哲学。”
……
作为哲学家他连在舞台上施展才华的机会都没 有得到。然而他并没有混淆真理与光彩照人的自我表演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他那里，哲学的假面表演是不存在的。对于他来说，有这样一个假面就够了：不请自到 的哲学看客，并以此身份去光临有时候近乎残酷的生命狂欢节。虽然他自己不肯轻易承认，然而他确实在等待着回应。他过于自尊，不会为自己去寻找甚至去赢得观 众，而在心底他却抱有一线希望，观众能够去找寻他。他想要体现的是一种寻求摆脱的真理。在他生命终结之际，人们真的找到了他，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将自己 长久以来的化名之旅解释为通向真理的漫长之路。
——钦文译《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