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7年的某一天，一个普通的夜晚。地点是兰州大学。我是一个被大师们唤醒的冲动的写作者。面对稿纸，我写下有生以来的第一篇貌似小说的东西《红红的油纸伞》。
因为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因为罗伯·格里耶、福克纳，因为海明威、米兰·昆德拉……因为他们，在迈出第一步时，竟然没有任何的畏惧，相反，一股强大的野心在夜晚的深处陪伴着我。我知道，那是大师们带给我的力量。小说就是这样，不可阻挡，扑面而来。小说的面貌，对我来说，其实还不是很清晰。它是一个奇特的形式，一个有带入感的叙述方式，一个美妙的结构，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或者仅仅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建筑。它混乱、模糊，无法理清，感觉那么遥远。
多年之后，我依稀能够触摸到当时徘徊在小说中的我的脉搏。我是个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敏感的人，但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对于我要言说的时代，其实是不敏感的。我沉迷于马尔克斯和卡夫卡似的冲击，那冲击使我在更大的空间里尝试着，奔跑着。那是一个快乐的文学的时段，是一个对自己发出誓言的时段。那无限可能的形式感的小说带给我的是驰骋的想象和大胆的写作，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能够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那时候，小说是一门闪光的技艺，而我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学徒。
1997的夏日，艳阳中我在炼油装置间穿梭。那是繁忙的检修季节。他们在塔林中、管廊间奔波、劳作，那庞大的装置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少了些大工业文明的冷漠，多了些人情的抚慰。我是一个采访者，我置身其中，我是他们的一员，感知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那个瞬间，我迫切地想要用文学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他们就站在我面前，不经过任何的过滤，真实、真切，像我手上的掌纹一样清清楚楚；有温度，能够听得到他们的呼吸。夜晚，当我再次面对稿纸时，它们与小说这种形式合体了，他们会成为一个精巧的故事，一个结构、一个优美的句子的主角，他们还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感慨，一个悲悯的人物，一个无奈的结局。而所有这些，我都能够抚摸得到，我时时能体会到自己的存在，甚至我能从作品里他们的呼吸中听得到我的呼吸。那仍然是我的时段，是我的设计、我的构思，我自以为找到的最佳的叙述角度和方式。我乐在其中，因为他们是我创造的形象，是我想象的人物和故事。
是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我和我要写的小说是被一条细线牵引着，一头是我，另一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是我在指挥着小说向何处去，人物的命运如何，故事指向哪里。小说是触手可及的光，它在我眼前跳动，绚丽多姿。我和我的故事、人物、美妙的叙述、语言、结构，被轻轻地连着，有一种轻盈感。
那时候，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小说的工程师。
2002年，往来于市区和郊区的公交车上，我每天都要坐它去作协上班、下班。飞奔的班车穿越春天的田野，穿越喧闹的城市，在拥挤的车厢内，看着那些每天看似熟悉却陌生的面孔，我意识到，它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自存在的灵魂，他们的生活只有他们自己知晓，自己把握。我释然了，突然有了思想的飞翔感。我知道，当我开始写作第一个长篇时，我已经不需要那一条细细的线了。
此刻，小说是一束光，深埋在土里的光。它不是招摇的形式，不是刻意标榜的哲理，不是强加于人的生活，更不是扭曲的历史。所有自鸣得意的技术，所有自以为是的思想都统统退后了，而那个曾经无处不在的我该退去了，它该让位于小说的本质，小说就埋在真实而丰富的生活土壤中，在那深深的土里找寻养分，等待破土而出。
小说是一束光，深埋在土里，它要有从土里生长的过程，它要适应土壤的湿度和温度，它要预判土壤之外的环境，它要寻找合适的土壤，生根、发芽、积聚能量，那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庞大，它让土壤变得松软，变得文学，变得柔和，它沿着土壤渐渐松动的缝隙处坚强地延伸、生长，它每一次的自然生长就是一个句子、一个结构、一个人物，一个凝结着社会特色的故事。土壤渐渐地被它攻克，光已经营养充足，力量强劲，它在找准瞬间突然爆发的时机，然后明亮地冲出土壤，与整个时代相遇。
而此时，小说，即是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