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笔到付梓，严歌苓花了20年时间完成了作品《床畔》。 “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写作。”是她的座右铭。严歌苓认为，在危急时 刻，在处于两难绝境中做出电光火石般的决定，就是英雄的品质。本版撰稿记者张晓媛
《床畔》原名《护士万红》，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西南小城，19岁的万红，护校刚毕业就受命护理铁道兵张谷雨连长这位“活烈士”。十几年如一日的守候，“捞政治资本、入党提干”的误解，吴医生的追求，甚至是“英雄”概念的颠覆，都没有让她动摇过离开床畔的念头。“我觉得万红身上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使她脱胎换骨，我始终认为有信仰比没信仰要好。”严歌苓说。
在《床畔》小说里，塑造了无数英雄。对于英雄主义的理解，严歌苓在《床畔》后记里曾经说过：“我自己理解的英雄主义包括勇敢、忠诚、舍己为人，超乎寻常的人性美，《辛德勒名单》里的辛德勒，就是难得的英雄，此片在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时，制片人曾说，辛德勒身上有一种旁人不理解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力量是深厚的，蓬勃的。我觉得辛德勒身上的这种情怀和品质就是我理解的英雄主义。”她补充说，在这部作品中，自己想要剖析的人性点主要是人性的从众，见风使舵的价值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英雄观，我之前在大学演讲，讲到董存瑞与黄继光，台下的学生都笑了。大家觉得这种英雄主义似乎过时了。其实我认为只要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在危急时刻，在处于两难绝境中做出电光火石般的决定，就是英雄的品质。”
对于万红不接地气的说法，严歌苓表示：“我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气。这本书是象征主义写法，不是写实主义，不是经验主义。如果完全写实，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不存在了，《变形记》不是写实的，虽然细节、人物的情感要写实。”
“什么好就喜欢什么”
山东商报：您曾在作品里说：“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这也是您个人的价值观？如何看待影视剧及文学作品中一些价值观，如“女人就要嫁个好老公，伺候好家庭”之类？
严歌苓：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的，都要有自己的坚守，你认为最让你幸福和满足的是什么，那就认定是什么，不能因为我的邻居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名牌包，买了一辆好车，那不是使我满足的东西。
女人要嫁个好老公是所有天下女人都想的，比如说灰姑娘情结，这是没什么错误的。
山东商报：我特别喜欢您提到的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在做指甲，有人提醒我说，‘你电话响了’。我说让电话响吧，他要说什么话会比我现在要做的事还重要呢。”——平时用来保养自己身体和心灵的方式有哪些？做指甲、做头发、旅行还是？
严歌苓：对我来说有两种保养，一个是身体的保养，特别爱锻炼爱体育，心灵的保养就是阅读、看电影、听音乐，和朋友交谈。友情是对内心保养非常有益的活动。
山东商报：您说“在台北居住的三年中，我再次开始写作 《护士万红》”，讲讲那段时间的感受。
严歌苓：如果一旦把过去的稿子拿出来写就证明我有很充裕的时间了，把旧作和没写完的东西重新拿出来看或者思考。我在台湾的时间比较悠闲，有一个全职保姆，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比较长，不像在欧洲。在欧洲他们放假的日子比较多，也没有保姆，我就比较累一点。
山东商报：对这个城市有什么印象，在那住的房子是怎样的，创作心情如何？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
严歌苓：在台北住的感觉就是，台湾人有很多的对他们自己认定的价值观的坚守，对一些小剧场的坚持，即使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因为着迷于这些，他们的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比如舞蹈、话剧，他们非常津津乐道于此，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大陆很少看到的那种坚持。还有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比如说诗记得特别牢。
山东商报：最近读的一本书或电影是什么？阅读和观影喜好跟以前有变化吗？
严歌苓：我现在看电影的时间比较少，因为只能在家里看，女儿还不能独立在房子里呆着，就要守着她，不能晚上进电影院。最近喜欢的东西，我很喜欢《模仿游戏》。
没变化，什么好就喜欢什么。我的观影从好看的艺术片到好看的动作片，什么都看。没有什么一定要排斥的。
山东商报：上一个旅行的国外城市是哪里？印象如何？接下来最有可能去的一个国家是？为什么？
严歌苓：巴塞罗那，非常异国情调，那是我第一次去西班牙，非常享受。也很喜欢吃西班牙的饭。可能接下来会去希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