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m.zimplifyit.com 2015年06月26日08:03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树增

　　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　　

　　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1933年的中国，是一个极其混乱恍惚的国度。

　　这一年，上海的《东方杂志》征集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的梦想。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的梦想是：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在这个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 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想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饭 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两个人的大肚皮。而开明书店编译所所长夏丏尊说：“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我梦见中国四万万 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桌；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这一年，上海评出的电影皇后胡蝶唱出的一首歌充满了悲壮气氛：

　　亲爱的先生，感谢你的殷勤，

　　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的最后一声。

　　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鸣？

　　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今宵红楼梦未惊！

　　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

　　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

　　再会吧，我的先生，

　　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

　　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

　　这一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接受第七军团总指挥傅作义的请求，为其麾下第五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将士纪念碑撰写碑文。这是胡适第一次用白话文撰写碑文：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镌刻在纪念碑上，傅作义就接到北平政务委员会何应钦的命令，要他抹掉一切抗日的标志。傅作义被迫把纪念碑上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成了“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这一年，深受日军空袭侵害的国人，以高涨的热忱用民间的方式捐献了20多架飞机。国民政府也意识到空军的重要，于1929年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1933年一年就购买了20架菲亚特B.R.3轰炸机。

　　这一年，中国南方旱情严重，而北方却暴雨不停，黄河下游决口多达56处，洪水茫茫中满目人间惨景。以洪水泛滥为题材的电影《狂流》成为上座率最好的电影。电影表现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对立：官员和地主挪用了救灾款，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

　　这一年，全国第五届运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最耀眼的人是短跑飞人刘长春。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告别书》：“诸位有家回去，我们随地漂流。热烈希望下届运动会在沈阳举行，恢复东北河山颜色。”满场的国人声泪俱下：“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这一年，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也举行了运动会，红军学校足球队和中央联合足球队分别取得冠亚军。操场边的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谁做衣，谁造米，谁铸金钱，谁架房子？这都是工人和农民。哪个有衣，哪个有米，哪个有房屋，哪个有金钱？这都是土豪劣绅。

　　这一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愤然辞职。他也给《东方杂志》投稿表达了他的梦想：“内争的勇敢毅力，专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

　　这一年，庐山的山路上十分拥挤，被蒋介石召集而来的将领一个接一个乘轿上山。蒋介石决定动用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 发动第五次“围剿”。尽管蒋介石强调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但是这一年还是出了两件与共产党有关的大事。一是第十九路军官兵不满国民政府一再对日妥协，发动 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就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驻军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与江西瑞金的共产党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和红军联合对日作战。由此，双方 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向福建进攻，并用重金和官职收买了第十九路军的部分将领，最终导致第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逃亡香港。二是 冯玉祥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收复多伦一战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军手中收复 失地的作战。但是，蒋介石认为冯玉祥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抗日同盟军有逐渐被“赤化”的嫌疑，调集大军准备对冯玉祥部实施围剿。而日军也同时集结了重兵准备 反扑多伦。在多重军事压力下，冯玉祥被迫出走，隐居泰山，抗日同盟军内部随即分裂。

　　亡国迫在眉睫之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分歧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无法解释的是，此时的蒋介石却突然关注起中国人的道德问题。“我们中国何以始终不能获得平等，而且还要一天天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呢？一言以蔽 之，就是我们一般国民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或现在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1934年5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新生活须知》。身在 “围剿”共产党苏区前线的蒋介石，亲自对这个《须知》作了详细修订，除要求中国百姓在“礼义廉耻”方面要遵守规矩之外，还要求中国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 必须遵守《须知》中的条款——之所以按照有关档案原文引用，是因为以下“要则”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读来都令人恍如隔世。

　　关于“食”：一饮食用国产，二饮食有定时，三饮食有节制，四碗筷要齐正，五食具要干净，六坐席要端正(不要占邻席)，七喝嚼不出声，八饭屑要收拾，九羹汤莫漏泄，十骨刺莫抛地，十一物不洁不食，十二水不沸不饮。

　　关于“衣”：一服装用国货，二衣冠要整齐，三材料要坚实，四服色要朴素，五破烂速修补，六衬衣要常洗，七被褥要常晒，八纽扣要扣齐，九鞋子要穿正(不可拖鞋跟)。

　　关于“住”：一住居要整齐，二厨房要清洁，三厕所要干净，四家具要简单，五沟渠要疏通，六窗户要多开，七门前街道要常扫，八什物堆积要排齐，九用具发锈要擦净，十尘土立刻要除净，十一墙壁莫涂污，十二垃圾莫堆积，十三要爱护公物，十四要利用废物……

　　关于“清洁”：一要漱口，二要刷牙，三要洗澡，四要剪头发(头发不可留到二寸长)，五要剪指甲(指甲不可长过二分)，六要多晒太阳，七要呼吸清气，八要扑杀老鼠，九要扑灭蚊蝇，十要种痘防疫。

　　关于“戒条”：一勿要嫖赌，二勿要酗酒，三勿要吸鸦片，四勿要乱吐痰，五勿要乱小便，六勿要流鼻涕，七勿纳贿，八勿贪污，九勿客气，十勿隐瞒， 十一勿吵闹，十二勿冷笑，十三勿要开口骂人(勿傲慢)，十四勿要动手打人(勿蛮暴)，十五勿要站马路，十六勿要泼香水，十七勿要诬害别人，十八勿要错过一 生(勿懒惰)，十九勿要讨便宜，二十勿要靠别人。

　　连年的自然灾害、军阀混战以及日本入侵引发的战乱，令这片国土上难民和流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贫富差别的巨大以及社会不公的加重，占这个国家 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常年衣不蔽身食不果腹，苦难深重中的百姓怎么可能做到食具要干净，物品要排齐，走路胸部要挺出，衬衣要常洗，头发不超过二寸？

　　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冲进了共产党中央苏区腹地，中国工农红军突围而出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史称“长征”。

　　1936年元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由平津两地500多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了，学生们将深入到河北各地宣传抗日。几乎同时，上海的电影人刚刚拍摄完成电影《狼山喋血记》，其主题歌《打狼歌》唱道：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开始改变对日态度。意识到对日作战已无可避免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首次表达出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

　　就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战争危险临近的时刻，日本国内突然发生了一起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暴动。

　　长期以来，日本陆军内部逐渐形成了以陆相荒木贞夫为核心的“皇道派”和以陆军将校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统制派”。两派在尊崇天皇和对 外扩张上没有分歧，而是在如何进行“国家改造”的问题上各执一词。随着日本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不能解脱，两派在如何对外扩张的问题上也屡屡产生分歧， “皇道派”主张对苏战争，而“统制派”主张先向中国内地进行武力扩张。1935年7月，两派因人事安排发生激烈冲突，导致“皇道派”少壮军官冲进陆军省砍 死了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遏制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陆军部决定将“皇道派”桀骜不驯的军官们的主要据点——驻扎在东京的陆军最精锐部队第一师团——调往 中国的东北地区。调动命令尚未下达，“皇道派”军官们便决心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天皇身边的那些妨碍实现军国主义政治理想的谋臣杀掉，以建立法西斯军事独 裁政权。

　　1936年2月26日，东京下了一场数十年不遇的大雪。凌晨，“皇道派”的9名军官率领1400名士兵冲出军营，迅速攻占陆军省和警视厅，占领 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并袭击了日本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住宅，砍杀了内政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了天皇侍 从长铃木贯太郎。企图砍杀冈田启介首相时，仅杀害了首相秘书，首相本人侥幸逃脱。他们还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向被他们称为“卖国贼”的新闻 记者们开枪扫射。这些陆军军官的暴动计划并不严密，他们没能控制通往皇宫的道路，也没有应对始终与陆军对立的海军的准备，结果天皇下命令对叛乱实施镇压， 海军在东京湾集结了军舰，准备随时听候天皇的调遣。尽管日本军中不少人同情这场叛乱，但在天皇明确表态后叛乱的部队开始瓦解。4天后，大多数叛乱官兵返回 军营，一部分叛乱军官自杀，其余全部投降。   

　　不管是“皇道派”还是“统制派”，日本军人企图通过非常手段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标是一致的。天皇对这次陆军的叛乱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答应军部的要求”，因“皇道派”的失势而乘机控制了军部的“统制派”自此成为日本法西斯独裁体制的主角。

　　控制了内阁的“统制派”军人和广田弘毅的阁员们修改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其核心策略是：在遏制苏联并尽量避免与之发生军事冲 突的前提下，集中所能动员的全部财力、物力和军力扩大中国占领区，最终目标是“南方”——日本军人所谓的“南方”，指的是全中国和处于南太平洋的整个东南 亚地区——直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这一“南进”策略始终是日本军部的既定军事方针，依此可以解释日本军人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所有疯 狂举动的由来。

　　军人夺取政权，使得法西斯势力在推动战争上得到了制度保证。

　　日本军人摆脱了羁绊，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向全面战争了。

　　此时，在焦灼情绪的笼罩下，中国犹如一只随时要爆炸的火药桶。城市里，街头的抗日演讲吸引着成千上万忐忑不安的民众；流浪的东北难民和学生在悲 惨境地中的苦闷歌声在广袤田野上回荡；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甚至来到监狱里要求与抗日爱国人士一起坐牢；国民党广东实力人物陈 济棠和广西实力人物李宗仁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电，痛指“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 接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第一、第四集团军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粤桂两军在湖 南境内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军事冲突，“两广事变”的爆发震动全国。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决意在国难当头之际联合中国可以联合的所有力量进行抗日作战，为此 可以放弃多年来用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顽强坚持的政治主张——自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毛泽东频繁地给国民党 军将领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下9封之多。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呼吁下，国共双方开始了政治接触，牵制中国军力甚大的内战有了停止的希望。

　　突然，中国的西北部传来捷报：绥远省政府主席、中国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不但与日军打了一仗，而且打赢了！

　　1936年夏天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去绥远，企图劝说傅作义归顺日本。傅作义严厉地回复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 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板垣征四郎见劝降不成，决定攻击绥远。11月15日，日伪军 5000余人在大炮、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猛烈攻击，傅作义亲往前线指挥反击，在中国军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营的反攻 下，日伪军的指挥所被摧毁。傅作义得知日伪军准备再次进犯之时，集中了三个骑兵团、三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分队各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 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担任前敌指挥，在零下20多度的低温中踏着深过膝盖的积雪向日伪军奔袭而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英勇异常的中国官兵痛歼了日伪军大 部，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军事据点百灵庙。

　　百灵庙的收复，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坚决的对日作战，第一次通过作战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消息传遍全国，引发万众欢腾。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 汉等大城市的民众团体代表，携带着慰问品和捐款到绥远前线慰问，学生们奔赴绥远前线为伤员服务，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前往绥远为部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音乐家吕骥为第三十五军写出了《三十五军军歌》。不足一个月，傅作义收到的捐款达到20多万元，他用这些钱买了200多辆汽车发给部队，准备打更大的胜 仗。毛泽东和朱德派人前往慰问并向傅作义发出贺电。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多少人知晓绥远在何方？多少人知晓百灵庙为何处？但是，只要知道那里是中国的领土，那里的一群血性十足的中国军人不但打 败了日本人，而且把失去的国土夺了回来，这就足以让屈辱苦难中的中国人奔走相告，而傅作义将军的那句“人心不死”令全中国人泪如泉涌。

　　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自信。距绥远战场并不远的东北军官兵情绪激荡，这些由于丢失了东三省而饱受国人指责的官兵大多 数是东北人，个个思乡心切满怀内疚，而他们之所以驻扎在陕西，也正是国民政府按照日本人意愿调防的结果。而张学良自东三省丢失后，一直戴着“不抵抗将军” 的帽子，傅作义绥远一战便成为全国英雄，这深深地刺痛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此时，蒋介石身在西安，他的目的是指挥30万大军对共产党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 “围剿”，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军队的最后一击，30万大军对付3万人的红军，不出一个月就能解决问题。因此，当张学良向他表示要率部支援绥远抗日时，受到 了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张学良无从选择，与蒋介石争辩也没有结果。于是，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的将士们扣押了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无论是起因、过程还是结局，西安事变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评议最为激烈的历史事件之一。从中国对日关系的角度讲，西安事变与其说是一次兵变，不如说是中国东北军官兵压抑甚久甚深的情绪总爆发。

　　就在历史的这个重要时刻，一首歌传遍了全中国——这是青年作曲家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曲，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1937年到来了。中国人保卫国家尊严和生存权利的渴求达到了顶点。对入侵中国急不可耐的日本军人的焦躁也达到了顶点。

　　无论如何，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巨大国家，他们要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可他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1936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关东军长春特务会议上作了秘密报告。报告对当时中国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其内容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一读：

　　“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获胜利。及后华军昧于知己知彼之认识，受帝国皇军威胁，而竟疑神疑鬼，转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国相煎愈烈，中国之惶惑亦愈甚，则一般当局的恐日愈益趋加重。

　　在松室孝良看来，中国人只关心自我不关心国家，只想获得利益不愿承担责任，为了满足一己之权欲或物欲甚至能够“甘心祸国”，而中国军队“变兵为匪”扰乱甚深，作为军人“正式作战反多败”。此种种劣质，足以让日本军队“不战而胜”：

　　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采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 原则下，苟延图存。此等各个独立的小势力，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当然难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 胜，一言而获……中国实力派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状况，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 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都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 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

　　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什么畏惧的吗？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表示出担忧：

　　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察哈尔)绥(绥远)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 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备 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上反极度旺盛……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

　　最终，日本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 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辖，均无切实之把握……

　　基于此，松室孝良强烈主张，趁着中国人的“恐日病”正在流行，日本军队要赶紧行动，“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

　　这就是1936年的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认识。

　　这就是日本对中国所持逻辑的根基。

　　这样的逻辑操纵着日本的战争机器全面启动了。

　　政客的狂躁、军人的狂热以及对丰饶生活的全民性蛊惑——中国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和顺从的百姓，能使一个普通的日本农民在那里过上贵族的生活 ——所有引发战争的条件，在历史的这一时刻似乎都具备了。日本政客和军人从来没有彻底解读中国和中国人的意愿，没有正确地看待中国，他们只有“文明人”对 “野蛮人”的狂妄、傲慢以及残忍，他们所秉持的逻辑令其自我膨胀异常疯狂又极度顽强。

　　秉承“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哲学的中国人，近代以来百战百败。那么，将再次面对战争的中国人是否读懂了日本人的逻辑？

　　两个近在咫尺而心隔万里的国家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便无人知晓：战争将持续多久？战争将索取何等代价？战争的结局到底会怎样？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必须对日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