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那些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

　　“过隙白驹，逝者如斯，转眼百年。忆少年出峡，燕京磨剑，国仇誓报，豪气万千。学浅才疏，难酬壮志，美梦一朝幻云烟。只赢得了，一腔义愤，两鬓 萧然。幸逢革命圣卷，愿听令驰驱奔马前，看红旗怒卷，铁骑狂啸，风雷滚滚，揭地翻天。周折几番，复归正道，整顿乾坤展新颜。终亲见，我中华崛起，美梦成 圆。”

　　一年前，在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上，这首由他创作、书写的《百岁述怀》悬于展厅之中，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寥寥几笔，一个革命家的雄心壮志、戎马生 涯跃然眼前，而他本人早已与那些沧桑世事一起大隐隐于市了。犹记得，展览现场，他坚持站着说完每一句话；也还能记得的，是那句“人无信仰生不如死”，是他 90岁时题写的“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隆”，是他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法作品——“为天下立言是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此外，还有他 给自己制定的“五年计划”：再多写几部作品。

　　今年5月，在四川成都，我再次见到马识途老人。他思路清晰，开口前先问，你大概想谈些什么？此后，围绕话题不曾偏离半点，年月、人物、事件均记 得清楚。在他的叙述里，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复杂而艰难的。有很多次，我都想问问，经历过至亲牺牲的他如何看待生死，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说起自己，马识 途总是很谨慎，他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就是没能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因此，自己是“职业革命家”，文学却只能算是个“革命文学家”。说 着，他一扬手指向书房，“我的座右铭就挂在里面，八个字——无愧无悔，我行我素。”

　　革命家马识途：“抗战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革命家马识途，少年立志，投身革命，矢志不渝。16岁那年，他自重庆出发，辗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昆明……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用他的话 说，“抗战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因此，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郑重将本名“马千木”改为“马识途”，意为识得正途，找到前进的方向。少小离家的 马识途本是赴北平读高中，不料，才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学习了一年多，1933年日军进驻北平近郊，城中不得安宁，马识途不得不前往上海，考入浦东中学。

　　1935年，马识途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6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觉得自己“工业救国”的理想大有实现的希望，但 系里的一次庆典活动，却打碎了他“工业救国”的梦幻。当时，中央大学化工系举办庆典活动，很多早已毕业的学长返校和学弟学妹们谈毕业后工作的感受，没有想 到的是，他们的处境和马识途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都和我一样，想着把科学搞好，要实业救国，但结果发现根本不可能。他们毕业以后，有的到国民党开的工厂 里，有的在国民党机关上班，实际上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尤其当他们说起生活现状，马识途更觉失望，“在工厂里的，每天就是把日本货、走私货拿过来，贴上 标签，改成国货，然后到市场上去卖，实际上是推销日本货。到机关上班的，都是花瓶、陪衬，这对我打击很大，这怎么救国啊？我一心想的是工业救国，结果他们 学了一身本事，国家也不用他们，只能到街上摆个摊摊，卖雪花膏、擦脸油求生活”。听了学长们说的这一切，马识途感到非常失望和迷茫。难道真的就报国无门 了？他觉得，工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必须寻找新的道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马识途随“中央大学农村服务团”到南京晓庄地区宣传抗战，准备发动群众打游击。可他发现，农民们根本不买账，“光是 去念一些文章，演一些节目，农民看了觉得很可笑。后来才知道，要发动农民，必须要真正和农民活到一起，给他们办好事情”。于是，宣传开始集中在两个主要方 面，怎样躲日本人的飞机，还有就是帮农民治病、上药，他们很快取得当地农民的信任。

　　“我们要带着他们去大茅山打游击”，共产党派人来了解情况时，马识途和另外一些人满怀信心，青年人对革命的想象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却遭到 当头棒喝。“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幼稚，青年学生打什么游击啊，日本人肯定把你们全都杀掉，赶快走！”听从劝告，马识途和同学们远赴安徽、湖北，在鄂豫皖边 区参加了党宣办为预备党员举办的培训班。大家特别兴奋，总想着去后方打游击，“当时很多人都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 动，大家都想去敌后打游击，认为打游击是一种最理想、最直接的抗战方式。”今天看来，马识途自己也说，青年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认识太简单和理想化了。

　　马识途没能如愿去打游击，他在武汉被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钱瑛调去做工人工作。后来，钱瑛介绍他入党，并在入党时说，你是可以做“职业革命 家”的。我问马老，职业革命家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地下党嘛，是最危险的职业，钱瑛看我老实可靠，觉得我可以做地下党，我就一直做到解放前，好多好朋 友都牺牲了，包括我的妻子刘惠馨，一个月大的女儿也找不着了，20多年后才找到。”这些经历后来被他写入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多年后 历尽艰辛找到女儿，却坚持让女儿留在养父母身边侍奉终老。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马识途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继续开展党的工作。1945年，他毕业后被派到滇南做地下党工作，1946年任地下党川 康特委副书记直至解放。此后，他在建筑、科学、宣传等部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并兼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等职务。他与文学的缘分自中学开始，在西南 联大中文系得到启发，战争岁月里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方式，终于在退休后成为自己口中的“专业作家”。

　　文学家马识途：“抗战作品要反映战争的复杂性”

　　在马识途写战争的那些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鲜活、有力，他们活生生立在书页中，诉说着硝烟里的“战争与和平”，这些在《夜谭十记》《老三姐》 《清江壮歌》里都有体现。在马识途的小说里，你会看到，害怕上战场的农民战士自残躲进医院，几个月里一直心事重重，待重上战场真的失掉胳膊，却发自肺腑地 高兴——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受汉奸唆使拿着手电筒照亮的农民压根儿不明白，日军的飞机就是靠着他指引的方向轰炸了村庄，而他最终死在参加抗日的弟弟 手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马老随口讲出几个，都让人心头一阵酸涩，战争的主题无比宏大、沉重，却由这样一个个和你我一样平凡的肉体去承担、支撑，他们英 勇、坚强、无私、伟大，却也胆怯、无奈、思乡、软弱。马识途说，现在很多人其实不明白，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多么伟大、复杂、艰难的一场战争，反映抗战 的文艺作品不好看，是因为他们没法了解这其中的复杂性。 

　　马识途的文学创作早在中学时就开始了，后来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时，他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文学大家那里习得了受益终生的教诲，文学素养 不断提升。为了抗日，他和从延安来的张光年一起办杂志，写抗日题材的小说，“写了一点东西后，就有信心了，人家也觉得，你还可以写点儿东西嘛。”根据地下 党工作安排，他曾以《湖北日报》记者身份赴前线采访，天天跟着战士们摸爬滚打，那时才知道真打起仗来是怎么一回事，“炮弹就在你眼前爆炸，咣咣的，到处 飞，吓得我哟。但战士们不害怕，还教给我怎么躲炮弹，说炸过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因为敌人不会再炸那里了。”

　　后来，师部派人找他，一听跑到战壕里去了，立马急了，“怎么回事？记者怎么跑到前线去了？出了问题怎么办？”马识途说，我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到前 线去了。晚上，趴在战壕里能听到对面日本人在唱歌，咿咿呀呀的，听调子很悲伤，他们好像很思念家乡的样子。我们的战士也很有意思，有个战士拿炮弹壳当花 盆，栽了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植物，还开着花，“在炸弹里开花，这不就是《战争与和平》嘛。”他说着，爽朗地笑起来，好像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都是别人的故事。 离开昆明时，为了遵守组织纪律，马识途把之前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这其中就有后来出版的《夜谭十记》。2010年，导演姜文把其中的《盗官记》改编成电影 《让子弹飞》，引起轰动。但当初那时候，马识途是不愿意去写小说的。

　　1959年，《老三姐》在《人民文学》发表后，邵荃麟、张光年找到他，认为革命老同志能写作品的人不多，希望他能写下去，并动员他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马识途不乐意，他愿意做的依然是革命工作。是邵荃麟说动了他，“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 献更大，何乐不为？”此后，《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题材文学作品相继发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中对人性的挖掘和书写还让他一度遭受批 判。不过，就像他自己说的，在离休之后，他才成了“专业作家”，有了大把的时间搞创作。说到这儿，马识途总觉得遗憾，觉得没有可以传世的作品。

　　文学作品终究还是要留给历史去评说，同行者或许很难给出真正客观的评价。对自己的作品，马识途说一本都不满意，他总是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 终身遗憾。“我所经历过的20世纪，所看到的、经历过的故事非常多，都可以变成很好的作品，许多作家都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而且我在西南联大学了4年如何 写小说，也有写东西的本事了。但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写。一直到后来，年纪大了，现在虽然有时间写，但创作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脑子里还有大量的故事和素 材，但拿不出来。本来我应该写一本传世之作，但是我一本传世之作也没有。不惭愧地说，我是个革命家，要说文学家只能算是革命文学家，为宣传革命写了一些东 西。”

　　智者马识途：“我们的文学假若没有一种很高的思想，这是有问题的”

　　如今，这位已逾百岁的老人安居成都家中，院子里绿树葱笼，太阳再大也只透下丝缕，看得出是有些年岁的。每天，他作息规律，时间大都用在阅读和创 作上，说起现在的文学并不陌生。我提到的报刊、人物，甚至文章题目，他都基本知晓，有些还知道是在哪家报纸上刊发的。他用iPad，用电脑打字，对网络文 学也有自己的看法。这让我有点儿吃惊，便会想，如果自己能活到100岁，是不大可能像他这样与时俱进了。

　　马老拿起书桌上的一份报纸，指着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说，这个就还可以嘛，有真感情嘛。谈起当下的文学，他觉得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文学的低俗 化、媚俗化倾向就不太好，金钱似乎成了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尺。文学评论文章也不少，是在评论作品，但好像没人敢真正谈问题，谈问题的也说不透彻。马识途还很 关注网络文学，他希望文学界积极发展、引导网络文学，因为有些网络文学的内容被金钱所裹挟，很难写出真正的好的文学。“网络文学不是这个路子啊，可惜那些 青年了，本来能写出好的东西的。我们要引导他们往好的路上走，多写点儿好的作品。批评也要敢于发出声音。”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和记录者，马识途对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觉得，现在 这类题材还没有特别经典伟大的作品，挖掘战争的复杂性和战争中的人性，在他看来至关重要。他说，我深深感受到，现在有些东西写的是假的，根本没有那回事， (他们)根本不知道抗战对中国人民多么重要。所以才会出现戏说抗战的雷剧、神剧，抗战不是简单的说我要抗战，就胜利了。内外部的矛盾、斗争都非常复杂、激 烈。现在的抗战文艺作品没有真正反映抗战的复杂、作家没有真正经历、研究过抗战，知之太少，所以才写不好。在他眼中，当代中国有许多需要表现、描写的人 物，好的作品应该从思想上推动人类进步，影响世道人心。“我们的文学假若没有一种很高的思想，这是有问题的。”

　　历经风云，却不忘初心，终归于极简与至真。在他回忆起出生入死、起起落落的往昔时，我看到的是历史、是信仰，却不单单是对历史和历史中自己的追 溯。那是一个人走过整个20世纪后的记录和思考，其中，深藏着一个国家百年来的挣扎与奋起。问起他去年制定的“五年计划”进行得怎样，老人认真地告诉我， 没有食言，正在写《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写了5类人，分别是家人、名人、洋人、文人和凡人，都是这辈子怎么也忘不掉的人。是呵，历史、方向、胜利，这些 无法称量的关键词，也终究是要由每个时代的那些人去承担和推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