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一)试炼人性的光辉与晦暗

　　■编者的话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争中的人与事、生与死之间的家国民族情怀，战争历史和这段历史对人的影响，一直是文学艺术关注的 主题之一。为此，我们开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系列笔谈，希望通过对那段特殊历史的回望，为当下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提供参考。

　　首期推出朱向前与徐艺嘉的《试炼人性的光辉 与晦暗》，文章从朱秀海的几部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出发，重点探讨了他小说中的“战争后遗症”及其对人性的剖析。可贵的是，在对朱秀海的作品价值进行肯定的同 时，两位作者亦客观、理性地指出了其问题和缺陷，为抗战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借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一)

试炼人性的光辉与晦暗

□朱向前  徐艺嘉

　　中国的抗战文学并未能迈入世界经典的行列，像取得战争胜利那般同样占领文学的高地，这不能不算是中国作家的一大遗憾。

　　在抗战文学领域，朱秀海的探索令人瞩目，他是军旅作家中最早意识到战争后遗症对人的戕害的，从《痴情》《穿越死亡》到《音乐会》，他在持续的思考和掘进中不断发掘出更深层的审美和哲学意义。

　　你也许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却对你兴趣正浓。

　　——题  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多年前，中国遍地焦土，古老的土地上正上演着惨绝人寰又艰苦卓绝的战争。仔细盘 点，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就进入了一个不断地瓦解、没落、消亡直到走向复兴的锁链式过程。屈辱接踵而至，直至抗日战争到达沸点，中国人民的 愤怒和压抑也到达了临界点。这是国家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民族的一道巨大鞭痕。和平年代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中国人民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才取得了战争的 胜利，正是这胜利才得以让复兴成为可能。

　　相比之下，面对这段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成立“前传”，文学作品并未施展出它的全部魅力得以匹配战争的惊心动魄。70年过去了，尽管中国抗战文学作 为一支文学支脉不断在发展和演变，各个文学门类都有相关的作品表达，彰显抗战精神与民族品格，出现了诸如《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铁道游 击队》《大刀记》《地雷战》等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及影视作品，但相比前苏联的抗战系列作品和西方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国的抗战文学并未能迈入世界经典 的行列，像取得战争胜利那般同样占领文学的高地，这不能不算是中国作家的一大遗憾。

　　究其原因，大抵是这些作品的体量难以勾勒战争的庞杂面孔，将一个巨型事件得以全面且文学化的还原(即将面世的王树增的非虚构文学《抗日战争》也 许是个例外)，也鲜有作品能够深入到战争细部，挖掘出人性在战争面前所展现的微妙与幽深，尤其是表现战争对亲历者造成了怎样的精神创伤。

　　这其中，朱秀海的探索令人瞩目。他可以算是军旅作家中最早意识到战争后遗症对人的戕害的，从《痴情》到《穿越死亡》、再到《音乐会》，他在3部长篇小说中对这个主题进行持续的思考和掘进，不断发掘出更深层的审美和哲学意义。

　　长篇巨制与战争后遗症

　　将朱秀海的作品作一纵向考察，会发现他笔下的战争最终总是与人性相关联。他总是选择一个宏观的战争场景(背景)来演绎人物命运，把战争作为一个巨大的人性试管，从中反复观测和试炼人性的光辉和晦暗。因此，也就构成了其创作的第一个特点，即擅长战争题材的长篇巨制。

　　长篇小说巨大的包容量，通常能够让作者以从容的笔触、细腻的描写，围绕着人物命运、性格和心灵，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纵横捭阖，尽展才情。仰仗 着长篇小说的阔大舞台，朱秀海多方位、多层次地描绘了战争与人的尖锐矛盾，而人性的深度也在这种宏大叙事中得到了不断的开掘与推进。1989年发表的30 万字的《痴情》是一部以反映当代(南线)战争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不仅以雄浑广阔的现实主义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逼真动人的、飘散着俄罗斯油画风 味的战争画卷与战场景观，更以道劲犀利的笔力和对人物心灵辩证的把握，为我们剖示了一场又一场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爱国与爱子、关于人性与党性、关于奉献 与自私、关于崇高与渺小的雷鸣电闪般的灵魂拷问与抨击，不断地给我们以震撼与感动，这也使其成为探讨战争对人性的冲击、对伦理道德的洗涤、对整个社会的震 荡的“战争后遗症”这一问题的先声之作。接下来，1995年的《穿越死亡》直逼战争现场，以洋洋43万言揭示了当代军人在战争环境中锻造与铸炼的过程，一 个又一个普通军人的精神品位和人格境界经过战争与死亡而走向了纯净、升华与腾跃，可以说是对当代(南疆)战争给予中国军人生命洗礼的一部总结之作。 2001年底发表的70万字的《音乐会》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回溯到离我们更为遥远的抗日战争当中，以秋雨豪领导的抗联十六军揭竿而起，与敌寇展开殊死搏 斗，最后悲壮地全军覆灭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为背景，以一个亲历战争的朝鲜小女孩金英子的视角带领读者深入到战争中去，将抗联战士慷慨赴死、为国捐躯的英雄壮 举和日寇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以及战争的残酷惨烈和战争中人性的丰富、复杂、深邃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超前地表现战争后遗症的意识，源于朱秀海自身的两次战争经验。“害怕的时刻是在你进入战场之前，那就是思想斗争，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的事 情。等你上了阵地，真到了前线的时候，这个害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你知道你害怕也好，不害怕也好，都是一样的，你都要面对的。成长在这个时候已经完 成。……你都是要冒牺牲自己生命的这种风险，这是军人的使命，也是军人的责任。”(《寻找精神的高点——朱秀海访谈》，《神剑》2002年第5期)当普通 人对战争还尚未有清晰意识的时候，朱秀海已经在战场上克服了恐惧。这让他得以在战争结束后更客观地审视战争，更高妙地进入战争。而从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 次发表作品开始，几部长篇小说贯穿了朱秀海20多年的创作，这不但保证了他作品的容量，也得以让他在宽松的时间条件下慢慢摸索与推演战争的内涵，将战争紧 紧与人、与战后的人联系起来。

　　在极端环境中探索人性

　　除了宏大叙述背景的支撑，小说中颇具匠心的人物设置也使朱秀海战争小说的人性探索别具张力。他总是巧妙地、最大限度地将人物推向极致，使人物的 弱小无助和战争的强大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中，人性撞击出来的火花就更为璀璨夺目——这是朱秀海创作的第二个特点。《痴情》 中的司马丽君是一位饱经苦难的普通工人，“文革”使她失去了丈夫，可命运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又将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送上了战场。更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一 系列事件中，她发现被人们视为英雄的儿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战斗英雄，自己因为儿子牺牲所得到的荣誉竟然都是假的。《穿越死亡》中作为预备队的三营九连三排 鬼使神差而又别无选择地成为了攻坚战的惟一力量，只有17岁并从小向往成为自然科学家的文弱少年上官峰竟成为了这个排的指挥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险恶境地 不难想见。在《音乐会》之中，朱秀海将一个最不应该出现在战争中的人物推向了最惨烈的东北抗联战场：朝鲜抗日志士的遗孤，一个正处于豆蔻年华、有着很高音 乐天赋并一直梦想着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花季少女金英子。在残酷的战争中，她目睹了母亲、弟弟、丈夫、秋雨豪叔叔、秋云阿姨、同龄小伙伴们的相继惨死和第十 六军悲壮的全军覆没……

　　这样的设置对于人物也许是过于残酷了，然而人性却借此得到了鞭辟入里的观测、检验、拷问：司马丽君理智上知道自己的儿子很有可能是战斗英雄，然 而出于伟大的母爱，她在情感上不愿接受甚至极力回避这一点，这是人性中的理智与情感、伟大与渺小的纠缠；上官峰感到死亡带给人生理与心理的冲击与挤压，他 们奋勇战斗，更是为了战胜死亡，这是人性中的恐惧与无畏、奉献与自私的交织；金英子一次次在枪炮轰鸣的“音乐会”中呼啸突进，在血肉横飞的人狼大战中心惊 胆战，反复感受到的是人性与人性、人性与兽性、人性与狼性的对比、分野或毁灭……

　　从《穿越死亡》到《音乐会》，作家抛却故事外壳之后的审美思考不仅在延续，并且在转换。《穿越死亡》把对战争的思考延续到和平时期，到了《音乐 会》，作家把战争引向了更深层的意蕴，即探讨战争和人性，或者说战争和正义的关系。在这里，他集中思考了战争后遗症对人的戕害。

　　抗日联军是一支非常独特的队伍，是抗日集团中最孤立、最艰苦的，没有支持、没有后援、没有高层的统一指挥。在写作过相关报告文学之后，朱秀海生 发了对这段历史文学化表达的欲望。他引入了人性化的人物和艺术化的线索——小女孩和音乐，使作品富有诗意和哲思意味。《音乐会》由人性引发出更多价值判 断，也即哲学层面上的“东风”意向，有了母狼花花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英子和游击队母亲的丈夫发生了革命爱情，日本人松下浩二为了正义和良知，站到了抵抗 暴力侵略的队伍里面，成为中坚力量。作者打破了伦理、民族，甚至种族和物种的局限，去表现正义与和平的主题。这种颇富传奇色彩的“跨界式”写法是大胆而具 有开创意义的，在这里，小写的“人”变成了大写的“人”，人性和兽性都脱离了表层的含义，具备了哲学层面上的指向性。人的异化可以导致兽性，兽也可以带来 人性，有了这一写作前提，人与狼的联合不但没有模糊人与兽的概念，反而强化了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从而让“兽化的人”和“人化的兽”两相对比，产生别具特色 的艺术效果。

　　关于战争与和平、人性与兽性的探讨是战争文学应具备的基本元素，朱秀海的小说将“战争”的观念和思考范围不断延长，提供了新鲜多样的表达方式。

　　从多个角度思考战争

　　正是通过对战争中的人性多面而有深度的不懈追索，朱秀海才对战争做出了深入而独特的思考。他的作品如同多棱镜，每转一个方向，就换一种思考维度，折射出战争的不同面貌，这是朱秀海保持创作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恰恰构成了其作品的第三个特点。

　　《痴情》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对于“战争后遗症”的关注上，《穿越死亡》则通过直面死亡、正视恐惧，穿越死亡、战胜恐惧的心灵历程，提出了“战争即 是为了躲避和战胜死亡”的形而上思考，而《音乐会》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特殊的人物设置与命运发展，将关于战争的思考引向全面和深入。

　　羸弱少女金英子无辜卷入战争，游击队将士三番五次帮助她脱离虎口，将其送往音乐学院(虚拟的和平象征)，却总是徒劳而返，令人扼腕长叹。而金英 子最初对战争、对死亡的恐惧，读来既令人心碎亦让人同情。胆小、怯懦、怕死原是人性的一部分，它理应得到我们的理解、宽容和包容，在正常的和平岁月中，它 甚至不应该受到苛刻的批评和指责。作者选择了两个异国少年(金英子和松下浩二)的角度来反思战争，井不拘囿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人性的 普遍观照，获得了超越党派、民族乃至于国家进而达到人类共性的高度。这场战争是人性之间的博弈，劫后余生进入迟暮之年的金英子接受采访时始终门窗紧闭，因 为她心中有一块痛——她始终怀疑自己无意中也曾吃下了日本人烧烤的狼肉甚至人肉！于是，全书结尾处，她有如噩梦醒来般发出了“天崩地裂一般悲愤的呜 咽”……我们为之无语，为之震撼，在谴责侵略战争的同时也隐隐悟到了作者对于战争所做的另一重思索：胜利的一方同样需要对战争做出审视，因为战争最终损害 和异化的是人的本性。因而，整个人类都应该化剑为犁，珍视和平。

　　当然，朱秀海的战争长篇小说远非十全十美，以《音乐会》为例，如果从艺术上挑剔，就还有三个“度”的把握问题值得推敲。一是叙述角度。全书本是 金英子的“录音记录”，文体定位应是个性化的口语，华丽、繁复、铺排的书面语显然与此相抵牾。二是叙述强度。作者激情饱满磅礴，但有叙述力度、强度过火之 嫌，还因此失去了张弛跌宕的疏密感和节奏感，对于叙述张力反而是一种弱化。《音乐会》中满是“狂怒”、“悲愤”、“绝望”、“恐怖”等字眼，又大量加入惊 叹号的运用，这些词和符号正如他们极端的面目本身，在作品中引导读者进行近似疯狂的情感波动。从这点看，朱秀海无疑是调动读者情绪的高手，他赋予读者和主 人公金英子同样的情感跌宕——对革命者的“狂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狂憎”。但不得不说，阅读应该是一个和作者、文本拉开距离的审美过程，如果叙述的情绪 一直保持在极度亢奋的状态，那么读者就很难以客观的姿态和视角进行文本细读。三是叙述长度。《音乐会》情绪的延续是以中断的方式完成的。在这部作品中，随 处可见叙述套叙述、故事中有故事的结构。比如作品描写金英子和松下浩二为躲避日本侵略军不得不退入狼谷，不慎引来狼群，文中出现四个字：狼群到了……这时 候，书中人物的恐惧情绪和读者的亢奋点同时达到高潮，狼群来了，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可是这时候故事却中断了，作者的笔锋由洞外转向洞内，由人和狼的关系 转向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直到再接续上人和狼的后续发展，已经是50余页之后的事情。70万字的篇幅大可压缩，心理描写过于冗长、细碎，相形之下反倒显 得情节性、动作性偏弱，读来常有沉闷之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书的可读性。如何将文雅耐读与通俗好读水乳交融起来，是朱秀海今后战争长篇小说创作中一 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但仍然不可否认，朱秀海对于战争的切入角度是独特的，思考是有深度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秀海以其三部战争长篇小说，为推进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接轨做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因此而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战争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