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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郭红松 |
被雨打湿的杜甫
初三那一年的暑假，我们都是十五岁的少年。那一年的暑假，雨下得格外勤。哪儿也去不了，只好窝在家里，望着窗外发呆，看着大雨如注，顺房檐倾泻如瀑；或看着小雨淅沥，在院子的地上溅起像鱼嘴里吐出细细的水泡。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雨赶紧停下来，我就可以出去找朋友玩。当然，这个朋友，指的是她。那时候，她住在和我一条街的另一座大院里，走不了 几步就到，但是，雨阻隔了我们。冒着大雨出现在一个不是自家的大院里，找一个女孩子，总是招人耳目的。尤其是她那个大院，住的全是军人或干部的人家，和住 着贫民人家的我们大院相比，是两个阶层。在旁人看来，我和她，像是童话里说的公主与贫儿。
那时候，我真的不如她的胆子大。整个暑假，她常常跑到我们院子里找我。在我家窄小的桌前，一聊聊上半天，海阔天空，什么都聊。那时候，她喜 欢物理，她梦想当一个科学家。我爱上文学，梦想当一个作家。我们聊得最多的，是物理和文学，是居里夫人，是契诃夫与冰心。显然，我的文学常会战胜她的物 理。我常会对她讲起我刚刚读过的小说，朗读我新看的诗歌，看到她睁大眼睛望着我，专心听我讲话的时候，我特别的自以为是，洋洋自得，常常会在这种时刻舒展 一下腰身。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光线变暗，父亲或母亲将灯点亮。黄昏到了，她才会离开我家。我起身送她，因为我家住在大院最里面，一路逶迤要走过一条 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有人头的影子，好奇地望着我们两人，那眼光芒刺般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和她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 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
雨下得由大变小的时候，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幻想：她撑着一把雨伞，突然走进我们大院，走过那条长长的甬道，走到我家的窗前。那种幻觉，就像刚刚读过的戴望舒的《雨巷》，她就是那个紫丁香姑娘。少年的心思，是多么的可笑，又是多么的美好。
下雨之前，她刚从我这里拿走一本长篇小说《晋阳秋》。这场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终于停了。蜗牛和太阳一起出来，爬上我们大院的墙头。她却没 有出现在我们大院里。我想，可能还要等一天吧，女孩子矜持。可是，等了两天，她还没有来。我想，可能还要再等几天吧，《晋阳秋》这本书挺厚的，她还没有看 完。可是，又等了好几天，她还是没有来。
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倒不仅仅是《晋阳秋》是我借来的，该到了还人家的时候。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天过去了，她还没有出现在我们大院里？雨，早停了。
我很想找她，几次走到她家大院的大门前，又止住了脚步。浅薄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比雨还要厉害地阻止了我的脚步。我生自己的气，也生她的气，甚至小心眼儿地觉得，我们的友谊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直到暑假快要结束的前一天的下午，她才出现在我的家里。那天，天又下起了雨，不大，如丝似缕，却很密，没有一点停的意思。她撑着一把伞，走 到我家的门前。那时，我正坐在我家门前的马扎上，就着外面的光亮，往笔记本上抄诗，没有想到会是她，这么多天对她的埋怨，立刻一扫而空。她不好意思地对我 说：真对不起，我把书弄湿了，你还能还给人家吗？这几天，我本想买一本新书的，可是，我到了好几家新华书店，都没有买到这本书。
原来是这样，她一直不好意思来找我。是下雨天，她坐在家走廊前看这本书，不小心，书掉在地上，正好落在院子里的雨水里。书真的弄得挺狼狈的，书页湿了又干，都打了卷。
我拿过书，对她说：这你得受罚！
她望着我问：怎么个罚法？
我把手中的笔记本递给她，罚她帮我抄一首诗。
她笑了，坐在马扎上，问我抄什么诗？我回身递给她一本《杜甫诗选》，对她说就抄杜甫的，随便你选。她说了句：我可没有你的字写得好看，就开 始在笔记本上抄诗。她抄的是《登高》。抄完之后，她忙着站起来，笔记本掉在门外的地上，幸亏雨不大，只打湿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那句。 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看我，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了两次。
其实，我罚她抄诗，并不是一时的兴起。整个暑假，我都惦记着这个事，我很希望她在我的笔记本上抄下一首诗。那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信，我想留下她的字迹，留下一份纪念。那时候，小孩子的心思，就是这样的诡计多端。
读高中后，她住校，我和她开始通信，一直通到我们分别都去插队。字的留念，再不是诗的短短几行，而是如长长的流水，流过我们整个的青春岁 月。只是，如今那些信已经散失，一个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倒是这个笔记本幸运存活到了现在。那首《登高》被雨打湿的痕迹清晰还在，好像五十多年的时间没有流 逝，那个暑假的雨，依然扑打在我们的身上和杜甫的诗上。
少年护城河
在我童年住的大院里，我和大华曾经是死对头。原因其实很简单，大华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个私生子，他一直跟着他小姑过，他的生母在山西，偶尔会来北京看看他，但谁都没有见过他爸爸，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一点，是公开的秘密，全院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
当时，学校里流行唱一首名字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的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黑非洲”，我给改了词儿：“我是一 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这里黑孩子的“黑”不是黑人的“黑”，而是找不着主儿即“私生子”的意思，我故意唱给大华听，很快就传开了，全院的孩 子见到大华，都齐声唱这句词儿。现在，想想，小孩子的是非好恶就是这样的简单，又是这样的偏颇，真的是欺负人家大华。
大华比我高两年级，那时上小学五年级，长得很壮，论打架，我是打不过他的。之所以敢这样有恃无恐地欺负他，是因为他的小姑脾气很烈，管他很 严，如果知道他在外面和哪个孩子打架了，不问青红皂白，总是要让他先从他家的胆瓶里取出鸡毛掸子，交给她，然后撅着屁股，结结实实挨一顿揍。
我和大华唯一一次动手打架，是在一天放学之后。因为被老师留下训话，出校门时天已经黑了。从学校到我们大院，要经过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一块 刻着“泰山石敢当”的大石碑。由于胡同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经过那块石碑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蹿出一个人影，饿虎扑食一般，就把我按倒在地上，然后一痛拳 头如雨，打得我鼻青脸肿，鼻子流出了血。等我从地上爬起来，人影早没有了。但我知道除了大华，不会有别人。
我们两人之间的仇，因为一句歌词，也因为这一场架，算是打上了一个死结。从那以后，我们彼此再也不说话，即使迎面走过，也像不认识一样，擦肩而过。
没有想到，第二年的夏天，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父亲回老家沧县给我找了个后妈。一下子，全院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原来跟着我一起冲着大华唱 “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的孩子们，开始齐刷刷地对我唱起他们新改编的歌谣：“小白菜呀，地里黄哟；有个孩子，没有娘哟……”
我发现，唯一没有对我唱这个歌的，竟然是大华。这一发现，让我有些吃惊，心里有些愧疚。
我很想和他说话，不提过去的事，只是聊聊乒乓球，说说刚刚夺得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就好。好几次，碰到一起了，却还是开不了口。再次擦肩而过 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嘴唇动了动，我猜得出，他也开不了这口。或许只要我们两人谁先开口，一下子就冰释前嫌了。小时候自尊的脸皮，就是那样 的薄。
一直到我上了中学，和他一所学校，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由于他比我高两年级，老师指派他教我总也学不规范的仰泳动作，我们才第一次开口说 话。这一说话，就像开了闸的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从当时的游泳健将穆祥雄，到毛主席畅游长江。过去那点儿事，就像沙子被水冲得无影无踪，我们一下子成了无 话不说的好朋友。童年的心思，有时就是这样窄小如韭菜叶，有时又是这样没心没肺，把什么都抛到脑后。只是，我们都小心翼翼地，谁也不去碰往事，谁也不去提 私生子或后妈这令人厌烦的词眼儿。
大华上高一那年春天，他的小姑突然病故，他的生母从山西赶来，要带着他回山西。那天放学回家，刚看见他的生母，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护城河 边。他的生母，还有大院好多人都跑了过去，却只看见河边上大华的书包和一双白力士鞋，不见他的人影。大家沿河喊他的名字，一直喊到了晚上，也再没有见他的 人影。大华的生母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大家也都以为大华是投河自尽了。
我不信。我知道大华的水性很好，他要是真的想不开，也不会选择投水。夜里，我一个人又跑到护城河边，河水很平静，没有一点儿波纹。我在河边 站了很久，突然，我憋足了一口气，双手在嘴边围成一个喇叭，冲着河水大喊了一声：大华！没有任何反应。我又喊了第二声：大华！只有我自己的回声。心里悄悄 想，事不过三，我再喊一声，大华，你可一定得出来呀！我第三声大华落了地，依然没有回应，一下子透心凉，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忍不住哇哇地哭了。
就在这时候，河水有了哗哗的响声，一个人影已经游到了河中心，笔直地向我游来。我一眼看出来，是大华！
我知道，我们的友情，从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彼此谁有点儿什么事情，不用开口，就像真的有什么心理感应一样，保证对 方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面前。我们两人都相信，这不是什么神奇，是真实的存在。这个真实就是友情。罗曼·罗兰曾经讲过，人的一辈子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 但真正的朋友，一个就足够。
油条佬的棉袄
在我们大院里，牛家兄弟俩，长得都不随爹妈。牛大爷和牛大妈，都是胖子，他们兄弟俩却很瘦削。尤其是等到他们哥俩儿上中学了，身材出落得更 是清秀。那时候，我们大院里的大爷大婶们常常拿他们哥俩儿开玩笑，说你们不是你妈亲生的吧？牛大爷和牛大妈在一旁听了，也不说话，就咯咯地笑。
牛大爷和牛大妈就是这样性情的人，一辈子老实。他们在我们老街的十字街口支一口大铁锅，每天早晨在那里炸油条。牛家的油条，在我们那一条街 上是有名的，炸得松、软、脆、香、透，这五字诀，全是靠着牛大爷的看家本事。和面加白矾，是衡量本事的第一关；油锅的温度是第二关；油条炸的火候是最后一 道关。看似简单的油条，让牛大爷炸出了好生意。牛家兄弟俩，就是靠着牛大爷和牛大妈的炸油条赚的钱长大的。
大牛上高一的时候，小牛上初一。那时候，大牛长过了小牛一头多高，而且比小牛长得更英俊，也知道美了，每天上学前照镜子，还用清水抹抹头 发，让小分头光亮些。那时候，他特别讨厌我们大院的大人们拿他和自己的爹妈做对比，开玩笑。他也不爱和爹妈一起出门，非不得已，他会和爹妈拉开距离，远远 地走在后面。最不能忍受的是学校开家长会，好几次家长会的通知单，他没有拿回家给爹妈看，老师问，就说是爹妈病了。
小牛和哥哥不大一样。他常常帮助爹妈干活儿，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帮爹妈炸油条。哥哥的学习成绩一直比他好，在哥哥的面前，总有点儿抬 不起头。于是，牛家也习惯了，大牛一进屋就捧着书本学习，小牛一放学就拿起扫帚扫地干活儿。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在我们大院街坊的眼睛里，牛家两口有意 无意是明显偏向大牛的，就常以开玩笑的口吻，对牛家两口子这样说。牛大爷和牛大妈听了，只是笑，不说话。
大牛高三那年，小牛初三。两人同时毕业，大牛考上了工业学院，小牛考上了一个中专学校。两人都住校，家里就剩下了牛大爷和牛大妈，老两口接着在十字街口炸油条，用沾满油腥儿的钞票，供他们读书。
小牛中专四年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又住回家里。大牛五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研究所，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再也没回家住过一天。 没两年，大牛就结婚了。结婚前，他回家来了一趟，跟爹妈要钱。具体要了多少钱，街坊们不知道，但街坊们看到大牛走后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很生气，平常常见的笑 脸没有了。要多少钱，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如数给了他，但结婚的大喜日子，他不让牛大爷和牛大妈去，怕给他丢脸。
就是从这以后，牛大爷和牛大妈的身子骨儿开始走了下坡路。没几年的工夫，牛大爷先卧病在床，油条炸不成了。紧接着，牛大妈一个跟头栽倒在地 上，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落下了半身瘫痪。家里两个病人，小牛不放心，只好请了长假回家伺候。老两口的吃喝拉撒睡，外带上医院，都是小牛一个人忙乎。大牛倒 是回家来看看，但看的主要目的是跟爹妈要钱。牛大爷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牛大妈哆哆嗦嗦气得扯过盖在牛大爷身上油渍麻花的破棉袄说，你看看这棉袄，多少年了 都舍不得换新的，你爸爸辛辛苦苦炸油条赚钱容易吗？唯一的一次，牛家老两口没有给大牛钱。大牛臊不搭搭地走了，就再也没进这个家门。
牛大爷和牛大妈在病床上躺了有五六年的样子，先后脚地走了。牛大妈是后走的，看着小牛为了伺候他们老两口，连个对象都没有找，心疼得很。但那时候，她的病很重了，说话言语不清，临咽气的时候，指着牛大爷那件油渍麻花的破棉袄，支支吾吾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将老人下葬之后很久，处理爹妈的东西，看见了父亲的这件破油棉袄，舍不得扔。他拿起棉袄，忽然发现很沉，抖落了一下，里面哗哗响。他用手摸 摸，棉袄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他忍不住拆开了棉袄，棉花中间夹着的竟然是一张张十元钱的票子。那时候，十元钱就属于大票子了。我爸爸行政20级，每月只拿 70元的工资。这时候，小牛才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的含义。
这之后，小牛就离开我们的大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哥俩儿。
五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往事突然复活，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听到台湾歌手张宇唱的一首老歌，名字叫作《蛋佬的棉袄》。他唱的是一个卖鸡蛋的蛋 佬，年轻时不理解母亲，但母亲去世后却发现棉袄里母亲为他藏着有一根金条。“蛋佬恨自己没能回报，夜夜狂啸，成了午夜凄厉的调……他那件棉袄，四季都不肯 脱掉。”唱得一往情深，让我鼻酸，禁不住想起牛大爷那件炸油条的破油棉袄。
肖复兴 1947年生，原籍河北沧州，现居北京，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小说选刊》副主编。已出版文学作品50余部，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