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炳千古
童庆炳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在学生当中去世的吧？
我听他在公众场合讲过，他的愿景是，某一天，在课堂上，他倒下了，他走了。这是大美，这是大善，这是他的期待。因为，他热爱教学工作，他爱学生，爱讲台，爱教室。
他永远老老实实，尊重文学，尊重教育，尊重同行，尊重学子。他没有文人惯有的那种夸张与自恋。他从来没有过自吹自擂、张牙舞爪、轻薄为文哂 未休的表现。他从来不搞什么酷评，什么骂倒一切，什么自我作古，什么爆破恐吓，什么装腔作势，什么迎合与投其所好。近几十年，那样的文艺评论“家”早就不 罕见了。
但是老童亦有“牛”态：他曾经表示，所有中文系课程，他都教过，他都能开课。我在中国海洋大学旁听过他的《文心雕龙》课程，获益匪浅。
我还多次听到过童老师的倡议，他希望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改为《论语》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起这个话题，有一种如今少有的 诚笃与认真。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的君子风范，诚恳、善意、克己复礼。包括在家中，他与妻子曾恬也是恩爱有加，令人感动。
他走了，不是在课堂上，如同在课堂上，听说是与学生们一起登山之时。他会有一种满足，与学子们一起，与青年人一起，与攀登的愿望一起。
孔子的伟大离不开他的弟子七十二贤人，童老师的学生阵容也令人赞叹。而他本人是黄牛一样地耕耘着，坚持着，谦虚着与进展着。他的去世引起了很大的响动，当然不是偶然。
难忘萧殷
1953年秋天，我大胆开始了《青春万岁》的写作。1954年，完成初稿，经潘之汀老师之手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编辑室主任那里。 1955年，萧也牧带着我去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萧殷老师家，听取萧殷老师的指导。他那时因《致青年作者》一书而著名。他热情肯定了小说的基础，郑重表扬了 我的“艺术感觉”，同时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一直谈到如何为我安排“创作假期”的事。
从此，赵堂子胡同8号那个小院，成了我喜欢去的地方，成了我知识与力量的源泉。
我阅读了萧殷致青年作者的一批谈创作的文章，从生活出发构思与下笔，把人物写活，他讲得亲切实在，读之获益良多。
萧殷师当时担任着中国作协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另一个副主任是韦君宜，主任是阮章竞。
不久，盖着中国作协大印的公函开出，希望我的所在单位共青团北京市委批准我半年创作假。我还记得团市委的领导见到此函的反应，她说：“嗬，了不起。”
其后，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掀起的波澜中，萧殷师也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表达了他的关切、正直、善意。一家文学刊物约他写一篇评 论此小说的文章，他打“公用电话”给我，说是希望一谈。我那天正好有些感冒，体温略高，但因为是萧殷师召唤，就带病坐三轮车去了。他非常关心我的身体，还 吩咐给我做饭，强调要用鲜美的“蘑菇酱油”烧菜。他是广东人，我在他家吃过若干次广东口味的饭。
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萧也牧同志也在场，二萧谈起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事件时，萧殷说起了某位随风起舞的作家，愤怒地说：“他那是品质问题！”
“反右”以后，萧殷去了广东。不久，我去了新疆。
我至今不忘他在“文革”后接到我的信时的兴奋心情，他告诉我，他见人就说：“收到王蒙的信了！”
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很弱。
难忘萧殷，难忘赵堂子胡同8号，难忘开始跨出第一步时得到萧殷师的扶持，难忘他病重时我到广州医院看望的情景，以及后来我专门去龙山萧殷故乡参加萧殷公园活动的盛况。萧殷师的精神永存，遗爱永在，在他百年冥诞之际，我感到他的诚挚与爱心永远与我们写作人在一起。
(作者为著名作家、学者，曾任文化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