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对庸俗文学与庸俗文化的抵制，不能误解为批评对俗文学和俗文化的抵制。我们不应把文学的批评观局限于过去观念中某种清高、孤傲的纯文学(或 精英文学)批判。实际上，真正的批评所坚持的有效标准不是由某种固定的文学形态决定的，而是由人决定的。批评从不远离世俗。当文学或文化观对人的俗世生 活、感官、体验等合理存在造成过多压抑时，批评所要做的恰是通过对健康的通俗和流行文化的肯定，来恢复人的肉身与世俗快感的合理地位。但反过来，当流行文 学和文化中过于流溢的感官物欲对人的自我实现造成限制和压抑时，批评要做的就是坚守文学和文化的精英精神立场与价值高度，以此批判、揭示流行文学与文化的 问题。
因此，一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任务是由这个时代人的真正需要决定的。如果说在四五十年前，儿童文学批评的要务之一是从倍受压抑的儿童文学身体内恢复 世俗生活欲望和体验的位置，那么今天，当大量儿童读物开始过多受到感官欲望的支配甚至走向不同程度的庸俗化时，儿童文学批评要做的就是倡导高级文化精神， 抵抗庸俗化。
儿童文学的庸俗化问题，也是我们所处时代文化的庸俗化问题的一个侧面。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极需警惕一种社会问题的演进，它是英国小说家奥尔德 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现象，也是美国传媒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笔下的“娱乐至死”现象。这两种现象指向的社会问题是同一个——即过于放纵的感官 欲望对于人和文化发展的限制；它们表达的担忧也是同一个——用波兹曼的话说，即担心“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 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指当前几乎支配、主宰一切的娱乐至上主义。
对于有意以庸俗内容吸引儿童读者的读物，不言而喻，大家都知道要批判；但很多时候，儿童文学作家对于某些庸俗化的现实可能缺乏判断。对这些庸俗 化内容的揭示，恰是当前批评的价值所在。比如，一位作家的作品中有这样的情节：报社记者前来班级调查。在以下三种选择中，每人只能选一样：聪明、漂亮、有 钱。校长和班主任强调，“这个钩可以反映出你们的思想品质，反映出你们有没有高尚的情操，反映出你们是不是有理想、有抱负”……结果，全班同学几乎都选了 “聪明”，只有小主人公选了“有钱”。故事挺有喜剧感，也借小主人公实话实说的“单纯”，不点明地批评了其他同学的世故和言不由衷。故事可能让我们联想到 《皇帝的新装》，但两者实际上完全不同。《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说出的不但是真话，而且是真理。但这个故事里，那些言不由衷的同学固然过早地被世俗的虚伪 所同化；但主角选择“有钱”，尽管说出了“真话”，却并不代表“真理”，这类没有价值的真话，恰恰反映出背后庸俗文化的影子，而作家对此显然未有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