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刘夏、高博(以下简称“采访者”)：据我们所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开始了以下两大系列作品的撰写：一是革命战争系列，已经问世的有 《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二是近现代史系列，已经出版的有《1901》《1911》。上述作品为您赢得了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首届“政 府出版奖”，以及两次“五个一工程”奖和两次鲁迅文学奖，还在图书市场赢得了极其广泛的读者群，作品一版再版。请问《抗日战争》是否是您革命战争系列的最 后一部作品？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是抗战而不是别的选题成为这个系列的收官之作？
王树增：《抗日战争》确实是我革命战争系列写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套丛书实际是中国现当代革命战争系列，一直以我党所进行 的革命战争为叙事对象。按照这一定义，从长征开始涉及大的战争的写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只剩下《抗日战争》这一部了。我之所以把它放到最后，最主要的原因还 是不好写——首要难点就是历史认知。国民党是抗战期间的执政党，不少人受到某种思维定势甚至是历史眼界和政治胸怀的制约，对那段历史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有选 择性的回避，以一种政治目光来审视这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这对抗日战争是不公平的，对八年抗战当中伤亡的3500万中国军民更是不公平的。第二个难点来 源于我们认知的狭隘性。我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广泛涉猎所有能接触到的史料。《抗日战争》的创作前期我去过日本和我们的台湾，就是力图以相对全面、相对真 实、相对客观的视野来反映这场战争。最后一个难点，我认为近代以来，抗日战争是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发生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它令整个中华民族付出的 代价之巨大是其他任何一场战争无法相比的，最终赢得的战争结果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从这三个方面讲，抗日战争在我心里是沉甸甸的，我一直认为我除了史 料没有准备好之外，笔力也没有准备好，才智也没有准备好，更为重要的是我对自己认知的把握，体现在书写上能否自如掌控，所以我得把它留到最后。
采访者：我们不妨将反映抗日战争的图书，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著作，如《中国抗日战争史》等；第二类是文献汇编，如《毛泽东选集》《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15册)《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等；第三类是纪实类作品，如《彭德怀自述》《李宗仁回忆录》等。据说每次您 去书店，都会坚定这样一个意念：“有什么理由在如此浩瀚的书海中再增加一本？没理由就别写。”那么，在抗战书籍已经如此丰富的情况下，您花费数年之功撰写 这部《抗日战争》的动力是什么？
王树增：其实很简单，我撰写《抗日战争》最大的动力就是这段历史是值得我们全民族为之骄傲的。我有一个观点，一个民族如果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每名成员都应该对本民族的历史有着渗入骨髓与血液之中的自豪感，这样才能有不断前行的巨大动力。抗日战争，其实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以胜利为最终结局 的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我的初衷，是要把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重新确立起来。刚才你们说过关于这类图书的归类问题，实际上我把我写的书定位为非虚构 类文学作品。非虚构类文学与虚构类文学的作用不同，但其文学的特性是一样的。你们刚才所说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等，那是史学类的书籍，是共性化的，是不 带个性认知的。而我想用一种文学的表述方式，遵循文学基本的审美原则，在非虚构的前提之下来叙述历史。我必须给读者传达独特的、带有个人情感的对历史的认 知。读者不是在读史料，他读到最后还是在读我怎么看。我想这是非虚构文学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采访者：《史记》最负盛名的篇章如《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文章的传主均为战争人物。顾炎武盛赞司马迁是写战争的高手，说：“太史公固有 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而在我们看来，您写《抗日战争》时也“有一天下大势”在胸中。在一次有关《长征》写作的访谈中，您曾说：“关于行军 和作战，没有方向感，就没法写。你不知道战场上敌我之间的距离、地势，不知道包围圈的范围，不知道突破口在哪个方向，怎么能写好？”《抗日战争》写行军和 作战的难度，应该超过了《长征》。您能否谈谈在这方面作了哪些努力？
王树增：抗日战争比长征规模大多了，写作难度可想而知。写作时需要梳理整个作战思路，我必须首先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指挥部，一是要完全吃透日军 的作战计划，明白每场战役的目的；二是要理解我方战役的目的、计划；然后是交战双方的行动过程，以及过程中所有的突变处、转折点等等。比较困难的是我没有 军用地图，好在我拥有总参测绘局出的全套的详细到村庄地名的全国各省地图，加之军史中留存的每一次大规模作战的态势图。在写作时，必须把细节写得特别细， 有时候为了吃透一场战役需要好几天，例如张自忠在枣宜战役中牺牲了，不能简单地说他牺牲了，要搞清楚他是怎么牺牲的，牺牲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张自忠牺牲 时身上不仅有枪伤，还有刺刀伤，说明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惨烈之状。张自忠留有遗书，他知道自己一过襄河肯定会死。作为作家需要搞清楚当时日军的战场态势和张 自忠部及友军的态势是什么样，以及张自忠为什么非要过河。这都是为写作服务的，只要研究透了，就可以叙述得很精彩。我常常引用翻译过来的日本报纸上的消 息。日军只要是少佐以上战死的都要登报，日军每个联队都有自己的战史，是日志性的，他们中午吃的是洋芋还是地瓜，记得很清楚。台儿庄战役那一段，我是用一 个日本宪兵的日记串联起来的，这个日本宪兵经历了整个台儿庄战役后活了下来。撤出台儿庄那天，他说他突然发现运河岸边桃花盛开，春意盎然。我看到这儿内心 被触动了一下——就拿它当这一章的结尾了。作品中的每一章都拥有自己局部的文学结构，是不允许随随便便去写的。当然可能因为我是写小说出身的，我过于重视 细节了。
采访者：《抗日战争》每章的开头往往有先声夺人之妙。如第一章的开头说：“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势，但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 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第五章的开头写道：“第61军军长李服膺被处决的时候，喊出这样一句话：‘不讲理的阎锡山万岁！’”您在这方面的创作心得是什 么？
王树增：这是一个创作的小技巧。我们常说文学作品开头要陡、要峭，具体实践的方法正如首章开头所写的“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势”，至 于为什么对视，先不说原因，转而说天气，留下悬念慢慢道来。7月的北平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极其沉闷，说雨不是雨，弥漫在空气里潮湿躁动的状态特别适合当时 的对峙情形，一触即发的大战态势被营造起来后，再开始进行倒叙。
“不讲理的阎锡山万岁”，这是一句史料记载的原话，是执行枪决的那个人转述的。李服膺把天镇丢了，才导致了忻口战役的爆发，这是全面抗战以来处 决的第一位军长。阎锡山枪毙李服膺想的并不全是抗日救国，最主要的是李服膺的失守，导致日本鬼子打到他的地盘上来了。之前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打进来，红军也 没打进来，这让阎锡山感受到了地盘难保，李服膺虽是阎锡山的嫡系爱将，也照样被枪毙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八年抗战当中，被各个战区，包括蒋介石处决的军 长、师长，不下十几个、二十几个，几乎每一仗都要枪毙指挥不力者，毫不客气，所以有了台儿庄战役中说的“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
采访者：在介绍《解放战争》这部书的结构时，您使用了“主梁”一词，并说该书的“主梁”是“在1945—1949年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国最 广大的百姓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以及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显然，《抗日战争》一定也存在着“主梁”，请问这个“主梁”是什么？
王树增：《抗日战争》这本书的“主梁”很清楚，就是中华民族从近代饱尝屈辱以来，终于坚定地不惜一切地说了“不”字——我不低头、我不妥协、我 不屈服！作为那段历史时期的国家首脑，蒋介石没有投降，尽管中国从国力和军力上都不是日本的对手，要知道战争是要打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而那时候的中国连 一辆卡车都制造不了，而日本已经拥有好几个航母舰队了；尽管全面战争爆发几个月后，国民政府就失去了首都南京，一次次的几十万军队参加的会战却导致一座座 战略要地的失守，更为严重的是连汪精卫都投降了。如果那个时候蒋介石动摇了、妥协了、屈服了，这个民族就亡掉了。蒋介石在这一点上是有历史功绩的。再看残 酷的敌后战场，我们的敌后抗日武装在还很弱小的时候就敢无畏无惧地打百团大战。中国人在那个历史时刻终于由一盘散沙聚为一体了，终于团结一致了，终于用自 己的坚韧不屈的顽强血战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我想如果把这个“主梁”具象化，就是不屈的民族精神，中国人从此膝盖不会再那么软了。我写这场战争从头到尾贯穿的精神就是不屈服、就是骨头要 硬。现在，随着我们的国力增强，最重要的就是民心要硬、要坚强。我们国家的公祭日刚刚开始，今年为抗战胜利阅兵是第一次。那么，你们说的“主梁”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精神补钙问题。因为我们前辈已经创造了历史，抗战实际上就是一段不屈的历史。
采访者：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访俄期间会见二战老兵时，提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您能否结合《抗日战争》的写作，谈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历史贡献？
王树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中流砥柱”这四个字非常贴切，理由有三：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概念。那时的共产党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国民政府，共产党人不仅拥护蒋 委员长的领导，还不断地激励蒋介石坚持抗战。如果不是胸怀民族大义，不会有如此表现。共产党提出只有全民族抗战才能战胜侵略者，全民族抗战的前提是抛弃一 切党派成见和利益得失，这个胸怀国民党没有，只有共产党人才有。共产党带头建立统一战线后，一下子就震动了全国各个阶层，包括资本阶层，包括外国华侨，真 正团结一心，他们开始觉得这个民族有希望了。所以，在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上，共产党人是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的。
第二，我们应该细读一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至今看来仍是字字珠玑。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精准地预测了战争未来的整个过程，充分 了解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以及这场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么去打持久战。《论持久战》一直摆在蒋介石案头上。可以说它是中国抗日战争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 为只有按照这一条路才能取胜，重庆政府就是以这个主轴为原则来进行所有部署的。共产党人的主张是赢得最后战争的主导战略，没这个原则不可能坚持到赢得战争 的最后胜利。
第三，没有共产党人敌后战场的作战，也谈不上战争的胜利。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所有将官都要参加游击战培训班，教员中多数是共产党人。怎样才能把对 手拖到战争的泥潭里面，就是发动群众来坚持敌后作战。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非常惊人，因为共产党就是能和民众紧密团结在一起。没有敌后 战场，正面战场哪能支持得住？华北战场几十万日军被拖着根本走不开。所以说不能低估敌后战场的作用，我觉得在军事上我们也可以说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指导思想、战略原则和军事意义上我们都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柱，我是这样认识的。
采访者：据我们了解，您接下来将要投入《1921》的写作。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基本构想。
王树增：写《1921》绝不是仅仅写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将延续《1901》和《1911》的大历史观的写作方式，要写的大约是从1916年到1926年这10年的跨度间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样在时间上就接上《长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