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制图：蔡华伟 |
寿山先生
受访人：
张化普(男，1927年生，本文主人公次子。居住地为黑龙江省塔河县，瘫痪在床。)
张子成(男，1932年生，本文主人公之孙，居住地为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
那是寿山先生去世六十二年后的一个暮春的中午，我到他的故里——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采访。谈及当年的一幕幕，他的孙子张子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张子成是爷爷遇害全过程的目击人。
七十三岁的张子成步履蹒跚，带我来到村中心庙前的一个大土坑边，颤颤巍巍地说，当时，这里全是红糊糊的血，冒着白气，坑沿下滚动着几十颗人头。
他又指着坑上沿西北角的一片空地说，这里原有一棵老槐树，爷爷就是被吊在树上活活烧死的……
寿山寺村，当年名为南彦寺村。由于距离县城四十五里，日军鞭长莫及，这里的抗日气氛格外浓烈。影响小村抗日氛围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著名抗日 将领——国民党鲁西游击总司令、聊城行署专员范筑先，八路军著名将领——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都出生在这里。一个小村诞生两个抗日名将，这在全国也是 独一无二的吧？
小村有一个民兵队，四十个人，二十四支枪，每天早晨以铜锣为号，在村外的打麦场上进行军事训练。晚上，队员们则聚在一起，学唱抗日歌曲。唱歌、 口号、喊杀声，队列、投弹加冲锋。老百姓的热情也被鼓动起来了。每当训练时，老太太们纷纷出来观看，树上的孩子们也应和着喊，仿佛整个小村都在喊。
更让小村人有底气的是开明财主张寿山。
寿山先生1893年出生，少年从军，曾在湖北督军王占元部下任连长、营长，后来升任湖北煤建局局长。1926年，王占元部败散后，寿山先生隐退 老家，置办庄田，课教子孙。日本侵略者进占冀南，一些士绅充任伪职，送粮送钱送女人，而他却与八路军交好，不仅自己带头捐献，还担任村粮秣委员，秘密为八 路军筹粮筹款。八路军冀南军区的不少高级将领常常登门拜访。
张子成清楚地记得，宋任穷、陈再道曾几次到家里做客。有一年冬天，邓小平从涉县来到馆陶，还在他家秘密住宿三天。白天，邓小平就在屋内看书，闭门不出。每到夜晚，几匹战马便悄悄进村，来人是冀南军区和地方党委的主要干部。马蹄踏在门前的石阶上，火星四溅……
张子成说，爷爷脸大、体胖，总是笑眯眯的。家里虽然有许多地，雇了不少长工、短工，但爷爷精通各种农活，习惯亲手耕收。雨雪天气，他就坐在院里，教自己学文化：“上学识字，先认姓名。认会自己，再认别人。男女老少，小孩大人。祖父祖母，爹娘儿孙……”
南彦寺村西南七里许，有一个小镇——房寨，是八路军冀南军区新八旅二十三团秘密驻地，团长郝树祯经常悄悄地来找寿山先生商谈。由于日军凶焰正高，八路军困难重重。他们常默默地抽着烟，苦思冥想，愁雾飘满了小屋。
日本兵发现这一带八路军活动频繁，就在村南四里的法寺村修建了一座炮楼。摩托和马队在路上来回巡逻，黄尘滚滚，恶气汹汹。
寿山先生亲近八路的消息被汉奸侦知。炮楼里传出话来，让他小心狗头。
1943年阴历年前，他又为二十三团筹办了一批小麦，正准备送去，形势突变。部队立即转移，不仅没有带走小麦，还送来一批子弹和枪支，托他妥善保存。他二话没说，当天夜里，就和家人把这些东西藏进了村东张家菜园的一眼土井里。
小村的眼睛睁得圆圆，日日夜夜盯紧四周。冬天夜里太冷了，怎么办？就在野外挖一个井状深坑，人跳进去，只露出头。乡下人每年秋后都把积攒的杂草 垃圾和猪粪牛粪搀在一起，堆成坟丘形或方块形，发酵后，里面热气腾腾。实在寒冷时，就挖一眼小洞，钻进去，虽然臭气熏熏，身上却是暖烘烘的。
正月十四黎明，三百多名日军突然袭击，被粪堆中的眼睛发现了。一声报信枪响，村民全部撤退。日军进村，一无所获。
村民们回来后，庆贺胜利。根据经验，日军扫荡都是一次性的，短时间内不会再来。
可这一次，小村大大地失算了。
仅仅只隔一天，日军就杀了回来。
塌天大祸，骤然降临！
凌晨时分，日军猛然从四周包围小村，挨家挨户把村民驱赶进村中央大庙前的一个大坑里。寿山先生和民兵们都来不及转移，尽在其中。
鬼子先是从人群中拉出一个中年人，没有问话，直接劈砍。死者的血浆“噗”地喷出两三米，顷刻分离的尸身和头颅各自颤动着。一个日本兵猛然飞脚， 血淋淋的人头，足球似的滚进了人群中。顿时，村民们一阵哭叫，但立时就喑哑下来，一片死寂。接着，日军又拉出十几个青年男女，剥光衣服，拷打、火烧、灌 水，逼问谁是民兵，谁是村干部。不说实情者，一一砍头。十几条生命的血液，煞时涂满整个坑沿，血腥浓烈，直呛鼻喉……
村民张廷俊吓得浑身筛糠，屈服了。村长范树奇，民兵武进安、范树伍、范成发和范成普等人被一一指认出来。但这些人都是硬汉子啊，日军拷问无果，全部砍杀。
寿山先生披着一件破棉袄，头上裹一条灰毛巾，脸上涂满锅黑，抱着小孙子，被挤在人群最中间，不幸也被揭露。
大坑西北角有一棵老槐树，几百岁了，是小村人敬奉的“槐仙”。村民笃信槐仙，逢凶遇难，总来叩问是非；离乡远足，也来祷告平安；久婚不孕，便来拜求子嗣。但这棵古老的神树啊，现在却不能庇佑它的乡民了。
日军先是把张寿山横捆在树下的一张木床上，追问粮食在哪里？枪支在哪里？
寿山先生摇摇头，闭着眼，拒不答话。
几个“皇协军”便开始撬寿山先生的嘴巴，灌辣椒水——红红的辣椒捣碎后，掺水，辛辣无比。寿山先生猛烈地咳嗽着，破口大骂：“狗日的小日本，野兽……”
日本兵把他吊在树上，脚下堆满木柴，泼上煤油。
一个岁数稍大的“皇协军”凑到寿山先生面前，低声耳语。
寿山先生咬牙切齿，再次狠狠地摇摇头。
恶毒的火焰点燃了。
大火舔着寿山先生的双脚。他拼命地挣扎着，仰天大骂：“我操你祖宗！小日本，王八蛋……”
寿山先生素来是一个文明人，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从来没有说过粗话啊。
日本兵愈加恼怒，愈加疯狂。
烈焰中的寿山先生，棉鞋烧着了，棉裤烧着了，腿烧着了……
村民们心惊肉跳，魂飞魄散，不忍面对这惨绝的一幕。
太阳在云层里闭上了眼，大槐树剧烈地颤抖着，小村所有的房子和树也在剧烈地颤抖着……
日军挖地三尺，最终也没有找到粮食和枪支弹药，撤出之前，把寿山先生的房子全部点燃了，也把小村叛徒张廷俊的头砍了下来。
这一天，日军在南彦寺村共杀害村民五十三人。
几天后，八路军二十三团的官兵回到小村，在村东张家菜园里高搭灵棚，为寿山先生举行公祭。三百多名官兵在团长郝树祯的率领下，集体跪下，泣泪宣誓，为寿山先生报仇！
又一天夜里，宋任穷骑一匹枣红马来到张寿山坟前，磕头致哀，并向陪祭的当地干部传达邓小平和冀南行政公署命令：将南彦寺乡南彦寺村改名为寿山寺乡寿山寺村。而后，他掏出一张纸，交给寿山先生的二儿子张化普，嘱咐：从今以后，可以凭此证向当地抗日政府领取抚恤。
那是一张特殊的证明，上面签盖着冀南行政公署及领导人的印章。
采访当年，张化普七十八岁了，住在黑龙江省塔河县，已瘫痪多年。我电话采访时，他也是哽咽难声。
他是“文革”中出走的。那时，因为父亲与邓小平、宋任穷的关系，寿山寺乡寿山寺村被改名为向阳公社向阳大队，张家被查抄，那张特殊的抚恤证也被 火烧了，他被造反派吊在庙前的那棵大槐树下，打得死去活来。“文革”过后，国家规范地名，村名又要改回先前的南彦寺。张化普专程到北京申诉。宋任穷说，寿 山先生对革命有大功，还是叫寿山寺吧。
于是，乡村名字又分别重新确定为寿山寺乡和寿山寺村。
我到寿山寺村采访的那一天，正好赶上大集。
石榴如火，杏儿金黄，槐花桑葚，各呈黑白。太阳的暖香，静静地飘浮在街市上。人们熙熙攘攘，笑语喧喧，处处飘酒香，满街晃醉人。六十多年过去 了，安逸早已成为庸常的生活，他们或许不再理会寿山寺的含义。再或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名叫张寿山的老人……
是为记。
麦子熟了
受访人：
王造林(男，65岁，原籍四川省自贡地区，国家经贸委系统退休干部，现居北京。本文主人公系其父亲，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已去世。)
小麦孕育了。
腹部亮亮的，鼓鼓的，羞羞地站在静谧的月光里。月光银粉一样弥漫在天空和大田，吸吸鼻子，有一种清香浓浓的味道。那是和平的气息，那是丰收的气息，那是生命的气息，那是希望的气息。但战争的脚步，仍是沿着麦垄间窄窄的小道，正在紧锣密鼓地走向夏季的火热。
北岳军区补充团供给科科长王胜，带着两个伤员在麦垄里爬了两天两夜，晚上的时候，才到了阜平县西部的一个小山村，东寻西问地找到了村长的家。前天，他们在山里运送军粮，被一伙日本兵包围了。一场恶战，部队被打散了。
村长黑着脸，低着头，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也许，正赶上他心境最败坏的时候吧。王科长请他帮助派饭，他总是固执地摇着头：
“夜黑了，村子小，部队多，派不过来啊。”
连年的战争和灾难，去年颗粒无收，家家都有饿死人，有不少人家逃到五台山西边去了。王科长用尽全身力气，忍住正在唤喊的肚子，凑上去：“村长，行行好，可怜可怜吧。我不饿，只是躺一下，他们俩受了伤，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村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仍是不言语。呆一会儿，终于领着两个伤员走了。
虽是五月天气，夜风仍是有些寒凉，吹着浑身的伤口，像一群群马蜂刺蜇。
王胜怔怔地站在屋门口，不知如何是好。
村长的妻子，一个三十多岁的蓬头垢面的女人，正在昏黄的麻油灯下纺棉线。屋内还有两个十岁上下的男娃，一高一低，四肢和身板细细薄薄，枯瘦如柴，头颅和眼睛却格外硕大，像戏台上的小鬼儿。
灶台上的锅里，冒着热气。那是这家人的晚餐。
王胜的肚子猛烈地吼叫起来。
对于这个八路军的突然到来，女人是极不欢迎的，这从她那紧绷的脸上，乜斜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
王胜的头“嗡嗡”地轰鸣。相比较饥饿来说，他更需要好好地睡一觉。极度的困乏，使他已经顾不得一切细致的礼节，径直在纺车旁边空着的半个炕上就躺了下去。
两个孩子好奇地凑上来，伸出小手摸摸他的手枪。女人大吃一惊，愤怒地猛拉一把，吓得孩子张大了嘴，身子直哆嗦，赶紧退得远远的，像两只受到惊吓的小刺猬。
王胜使劲地笑一笑：“没事的，枪里没子弹。”
好奇是孩子们的天性，即使在贫困中。不一会儿，两只畏缩的小刺猬又试探着凑了上来。
“你从哪儿来？”大男孩小心地问。
“龙泉关西边打仗回来。”
“那你到哪儿去，你们部队驻在哪儿？”他像查路条一样盘问。看得出，他或许是村里的儿童团。
“驻在阜平呢，我要回部队。”
小的那个很惊奇似的，上来拉住了王胜的手。小手软软的，让他想起了在老家的小弟弟。他是四川自贡人，父母生过五个孩子，中间三个生下不久就都病死了，最小的也是一个男孩，八年前自己离家时也是这么大，不知现在怎样了。
王胜觉得这就是他的小弟弟了。他猛地喜欢上了这两个孩子。
“阜平不是闹灾荒吗？你们吃啥？”两个孩子还在穷追不舍地询问。
母亲不耐烦地横了孩子们一眼，嘟囔起来：“这死孩，闹灾荒，老百姓饿死，当兵的还能饿死？”
孩子们望了望他们的母亲，又看了看王胜，挤了两下眼睛。
王胜拉着他们的小手，其实是对他们母亲说的：
“唉，军队也苦呢，老百姓吃啥，军队也吃啥。老百姓吃树叶野菜，军队也一样的，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
女人停了停纺车，想了想，没说话，只是又添了一卷棉花。
“灾荒年，老乡没劳力，军队还要帮助老百姓搞生产……”一股力量催着他说下去：“我们还帮难民迁移到西边来，招呼他们吃和住……”
她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
大孩打断了王胜的话，对女人说：“娘，前几天东边来的灾民，不是说没有八路军帮着，早就饿死了吗？”
“前天赵爷家来的亲戚，就是带小孩子的那个老头”，小孩子也抢着说，表示他不比哥哥知道的少，“他从山东逃荒来，到细腰涧边走不动了，躺下来快死啦，多亏八路军给了几斤黑豆，他才找到这里。”
女人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
“八路军也不容易啊。”
大家都没有说话。
“老百姓苦，军队也苦哩，吃不饱，还要打仗，断胳膊断腿的……”她又停了一下，擦了擦眼，“嗯，打走鬼子就能过安生日子了。”
她抬起脸，看着窗外漆黑的天。
王胜躺在床沿，一翻身就会滚落下来。女人连忙把纺车往里边挪了挪，让孩子们把他推进去一点儿。
“靠里边一点儿，会跌下来的。”
孩子们伸出四只手，用力来推。王胜瘫倒着不动，他实在没有力气了，任凭他们发力。
村长回来了。
女人跳下炕来，盛了满满一碗野菜，还有几个山药蛋，让大孩子端给王胜，一边对丈夫说：
“这兄弟，是好人哩，喝口汤吧。”
“我不饿。”王胜说。
“看你蔫蔫的，哪能不饿？喝口汤吧，没啥吃的。”
他们一齐来劝。大孩子还拉住王胜的手，要扶他起来。
“好，我自己来。”王胜勉强支起身，慢慢地把一碗野菜和两枚山药蛋吃了。
还没等吃完，女人就把碗夺过去，又盛了第二碗。
王胜正要躺下去，两个孩子顶住了他的背：“再喝一点吧。”
又吃了一碗，王胜已感觉到胃里胀胀的，身上热热的，肚子平静了，腰上也有了一些力量。
吃完饭，村长说出去到邻居家看看那两个伤员，就走了。
屋后面是一块麦田，风吹来，可以闻到一缕缕细微的麦香，似乎还可以听到一阵阵低沉的拔节声。
女人继续纺花。昏暗的油灯下，浑厚的“嗡嗡”声中，一根细细的银线顽韧地从女人手中绵绵不断地抽出来了。不一会儿，纺锭上的线槌就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萝卜……
瞌睡虫终于爬满了王胜的眼皮。
第二天清早，王胜睁开眼，猛然发现自己一个人四仰八叉地横躺在炕上。纺车呢，已经被他挤在土炕的边角里。
村长和他的女人，还有两个孩子，睡在门口的一捆谷草上。地方很狭小，村长的一条腿搭在灶台上，另一只脚则伸出了屋门外……
剧 变
受访人：
刘拴柱(1925年生，山西省左权县人，曾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剧社工作，为文中主人公同事，后定居山西省长治市。已去世。)
王琴(化名)(女，1926年生，河北省武安市人，曾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剧社工作，后到山西工作，定居长治市。已去世。)
在那个地界，那个年代里，若不是走投无路，谁肯让儿子唱戏呢。如果是女孩子学戏，更会让人耻笑祖宗。
武安县西部山区里，有一个王家庄。王家庄有一个小伙子刘顺达，是典型的戏篓子。他父亲曾是戏班子老板，在山里唱野戏，前年被土匪打劫，不仅积攒 多年的半口袋大洋全被抢走，连命也丢了。从此之后，他的家道就败落了。葬埋父亲之后，刘顺达重操祖业，在民国二十五年腊月又拉起一个戏班子，取名“祥 云”。
“祥云”是一家平调落子班。
班里的几个演员还是父亲在世时的老班底，都算是本家徒弟。大家凑在一起，轻车熟路，堂会、庙会、白事、红事，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雨雪冰霜，累死累活。一年后，终于买了一匹老马和一架柴车，在山里巡回演出。
后山张家峪有一个漂亮姑娘，名叫王琴，刚刚十六岁。
这姑娘是戏迷，在家对着镜子唱，出门冲着大山唱，一心要学戏。“祥云”班在村里演出时，她跑前跑后，日日夜夜粘在一起。家里人以为她中了魔障， 暴打一顿，锁进小屋。但这姑娘竟然砸断窗棂，跑了出来，跪在刘顺达面前，苦苦哀求。刘顺达狠狠心，收下她，并认了干妹妹。此时已是民国二十七年了，大城市 里女人唱戏的风气已经兴盛了，刘顺达心里清楚。
但在小山沟里，这就是惊天奇闻了。王琴的老爹跪在村庙前，痛心疾首地大骂一顿自己管教无方后，宣布与她断绝一切关系，野女子至死不能回家。
这一下，把王琴逼上了绝路，只能以戏班为家了。好在她扮相漂亮，音域宽敞，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材料。在刘顺达和几位师傅的调教下，仅仅半年时间，就能登台演出了。
山里人活计重，整天累死累活的，谁有心思听正剧呢，而且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大都是文盲，倭瓜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所以呢，戏本内容不能太文、太雅，必须要插科打诨，有黄有粉，尤其是这些野台子小戏班，没有几个让人津津乐道、捧腹大笑的黄段子，根本拢不住观众。
这些，都是每个戏班子的老传统了。
王琴毕竟还是一个姑娘啊。哎哟哟，这些东西太臊人了，哥哥，俺不学了。刘顺达沉着脸，不吭声。他真是不忍心让这些粉黄污染纯洁的妹妹啊，但咱们是戏子，学不会这些东西，就吃不饱肚皮啊。
刘顺达告诫王琴，演戏的人要懂得，戏里戏外两重天。
她点点头，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懂。
王琴是主演，长得又漂亮，所有的粉戏必须掌握。于是，她不得不厚着脸皮去学，去唱，去演，表演时还要投入，惟妙惟肖，要不然观众下一次谁还点“祥云”班的戏？那样顺达哥不就败摊了吗？没有顺达哥，自己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王琴一天天地长大了，浑身发育得山是山、水是水的，惹得不少馋男人打主意。刘顺达也快要三十岁了，还是孤身一人。两个人兄妹相称，相依为命。伙计们嘴上不说，心里却都是明镜似的。大家盘算着，什么时候把事情挑明，为他们俩正式订婚，免得闲言碎语，枝枝叶叶。
遽变发生在民国二十九年阴历春节。
附近驻守的日军与当地维持会搞联欢，点名让“祥云”戏班演出，戏价每场二十元。这在当时，算是高价了。
刘顺达和王琴商量，不去，但维持会长程老殿出面作保，说皇军是文明之师，让他们尽管放心。
谁知闭幕后，就出事了。酒后的山田一郎队长对王琴垂涎三尺，强行塞给刘顺达三十元钱，把她留下了。
可怜的王琴身陷虎口。而她，只是一只小小的羔羊啊。
第三天，王琴被送回来了。
塌天大祸把大家原来的美好设想，一下子砸碎了。
沉默了两天。刘顺达说，往西走吧，那里是八路军的地盘，咱们换个地方讨饭吃。
于是，他们赶着马车，摸黑走到了涉县西戌村附近。与当地区政府联系后，八路军方面传来意见，既然是戏班，那就编入太行剧社，一起搞抗日宣传吧，不过演出内容要净化，以新戏、小戏为主。
几天后，太行剧社派来一个编剧，负责传授新剧目。
虽然不算参军，但吃饭由部队供应，每人每月一元零用钱，而且巡回演出还有八路军和民兵的武装保护。
慢慢地，王琴从绝望中走出来了，她的心底又升起了一轮全新的太阳。只是过去的古戏装用不着了，来回携带，实在累赘，有些可惜。可是一转念，演古戏时的耻辱又涌上心头，气得她满眼酸泪。刘顺达说，忘记过去，重新开始吧。
当天晚上，他俩一起把古戏装抬到后山沟里，点起一把火，全烧成了灰。
不长时间，他们就排出了几部现代小戏：《打倒汉奸汪精卫》《新三娘教子》《王二毛参军》。
演新戏就要有新的服装、道具，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刘顺达天天犯愁，每到一个村庄演出，就先去找老太太、小媳妇商量。她们和家人的衣服，都可以派上用场的。
农家衣服不愁了，化妆用品却是没有。由于日军封锁，城市里的化妆品进不来，只好用一些凡士林，配上红、蓝、黑三色，简单调和，涂上脸。描眉呢，只能用灶膛里的锅黑。
虽然这样，王琴却是津津有味，兴趣如火，不长时间就完成了旧戏到新戏的转变，而且还初步学会了话剧和歌剧表演。她只是再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事了，与刘顺达的关系，也成了单纯的兄妹或同事。
她也没有什么奢望了，只想演好新戏，陶醉自己，就这样生活下去，一个人过到老。
舞台上受谴责最多的是日本鬼子，表演时却没有日本军装。
刘顺达找来一堆破麻布，从槐树上摘下半筐槐豆，放进锅里煮，竟然染出了橙黄色，再让村妇们剪裁缝制。白天里看着粗粗糙糙不成样子，可晚上到了舞台，灯光一照，简直和日军的新服装一模一样。
一部拥军戏里，有一个月下送情郎上前线的场面。王琴心想，如果背景上能升起一轮明月，效果会更好啊。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突然想起了皮影戏。 于是，她找来一个大箩筐，周遭用黑泥封实，密不透光，在箩筐一侧割出一个圆洞，把雪亮的汽灯放进去。演出时，前台灯光骤灭，后幕安排几个工作人员站在凳子 上，把放置汽灯的箩筐慢慢地传递。这样，一轮皎洁的月亮，冉冉升起了……
小村人并不明白怎么回事，当他们看到舞台上居然升起一轮明月时，惊得魂飞魄散，疑是鬼神作怪。
《儿童舞》《高加索舞》《叮铃舞》；《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二月里来好风光》《军民合作》《流亡三部曲》……
露天剧场、河沟里、梯田上、旧戏楼里，面对着大山，沟沟岭岭，父老乡亲，王琴把自己全部投入进去了。
每当这个时候，王琴就感觉自己整个地燃烧起来了，腾飞起来了，心底和眼前便会幻化出无边无际的翠绿和橙黄色的温暖。
一出出简单直白的小戏，感动了太行山，感动了太行山窝窝里的人们。于是，大山沸腾了，大山属于八路军的了，大山像牛群一样，默默地跟着八路军走了……
王琴和刘顺达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结婚。此时，王琴已经三十岁了，老刘更是年过四十。时间和战争，对过去是一次彻底的洗礼。
他们一直在山西省工作和生活。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老刘被挡在了那边，王琴依然在世。
当年我采访的时候，她再三告诫，不要透露她的真实姓名，尽量少提过去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免得让晚辈们看了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