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创作了“100个人的战争”系列：老兵讲抗战

　　100个知青，100个农民，100个在天 安门前照过相的人……摄影家黑明一直关注在大历史中个体命运的沉浮，用镜头和文字共同呈现“一个人”的历史。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之际，黑明创作了“100个人的战争”系列，今选发其中片段，以表达我们对所有抗战老兵的敬意。

刘增钰

　　日本鬼子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么好打

　　讲述人 刘增钰

　　刘增钰，1918年8月3日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尚镇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父亲在山西开有好几家“德聚堂”药店，家中经济富裕。早年他从镇小学毕 业后考入太原成城中学，初中毕业又考入孔祥熙创办的美国教会学校太谷铭贤学堂。1937年6月专科毕业，由于品学兼优，英语满分，被孔祥熙圈定保送到燕京 大学。到达北平之后，他临时决定改考清华大学历史系。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整个北平一片混乱，所有学校停止招生，他在炮火中离开北平，回到太谷投笔从戎， 被编入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领到一支仿造并已用旧的三八式步枪，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涯。

　　年近百岁的刘增钰身板硬朗，记忆清晰，有一股军人和文化人特有的气质。他说：“当时我所在的八路军129师，刘伯承是师长，邓小平是政委，秦基 伟是我们的支队长。那时这些人都还不出名，整天带着我们在山里打游击，打游击一般都是偷袭，不和日本鬼子正面对着干，打一下赶紧就跑。跟着部队连打带跑， 一个月后我就当了班长，第二个月就当排长，第三个月就被破格提升为连长。之所以当连长主要是因为我打死了一个抓鸡的日本鬼子。大概是1937年10月的一 天，我们排埋伏在太谷县北冶头村的一个山梁上，老远就发现村口进来5个日本鬼子。我分析，他们不是来抓鸡抢东西，就是来找小姑娘，因为不远处就是日本鬼子 的回马机场，机场的鬼子经常出来骚扰掳掠老百姓。等他们快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瞄准领头的鬼子，一枪就把他给撂倒了，其他几个吓得扭头就跑，我们还缴获了 一支三八大盖儿，这是我打死的第一个日本鬼子，当连长就是因为这件事。”

　　193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刘增钰带领全连战士正在和顺县义兴镇团壁村休整，没想到汉奸向日军告了密，结果十几个鬼子带着近百名伪军，在夜深人 静的时候，突然对团壁村进行清剿。刘增钰说：“那天晚上先是和鬼子枪战，最后打来打去我们没子弹了，就开始拼刺刀，有个鬼子冲上来第一刀就把我身上背的面 袋子划破了，满院子撒的都是面粉。乱打一通之后，我们只打死一两个鬼子和几个伪军，我一看打不过他们，命令大家赶紧撤，好在乘着天黑路熟，我们撤了出来。 不久我又被提升为营长。”

　　我问当年是否真有拼刺刀的事情，他说：“当然有，只不过拼刺刀日军的技术要比我们高，他们每一刀都有讲究，也能刺到要害。如果硬拼，我们根本拼 不过他们。当年我们在关家垴战斗中，两三个都拼不过一个日本鬼子，因为我们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学生出身，他们当时全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也是很有作战 经验的老鬼子，而不是1944年和1945年期间补充上来的小鬼子。日本鬼子拼刺刀，为了防止在混战中误伤自己人，一般都不开枪，他们拼刺刀都是反刺，反 刺主要是侧身拨开对方的枪向前突刺，架势虽然不好看，动作也简单，但实战很管用。当时我们部队有一些国民党29军和平汉纵队过来的老兵，教我们一些花刺和 耍大刀片子的功夫，他们教的花刺，就像现在的武术和气功，爱摆花架子，架势很好看，但只适合操练和表演，在战场上不管用，也很容易被对方刺到。后来我们抓 了日本俘虏，跟他们学反刺，刺杀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问他抗战中还参加过哪些战役战斗。他说：“抗战的时候，我除了在榆次、太谷、寿阳、平定打过一些小仗，还打过反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的大仗。百 团大战的正太路破击战、寿阳伏击战、榆辽战役、关家垴战斗我都参加了。1940年8月，我在129师新10旅带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冒雨连夜攻打正太线上的 赛鱼车站。瞎打了一夜，也不知道敌人在哪儿，天亮以后七八个日军以为我们跑了，出来准备追我们，我立即指挥部队开始围攻，很快就消灭了那几个鬼子，最后攻 占了车站，破坏了铁路。百团大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家垴战斗，我们129师的385旅、386旅、新10旅和决死队两万多人都参加了战斗，鬼子虽然只有 500多人，但很顽强，那次打得非常残酷。撤退回来我们10旅剩下不到一半人。”

　　他说：“日本鬼子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么好打。那时打仗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有败仗，有胜仗，更多的还是败仗。记得1942年的一天，在沙河县柴 关反扫荡，我们10旅旅长范子侠在阵地上指挥战斗，当时他还拿个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说话，突然就倒在地上，是远处飞来一发子弹，正好打在了他的胸部，一句 话都没说就阵亡了。我打了十几年仗，受过好几次伤，最重的一次是在1938年的反九路围攻战役中，日本鬼子在我左腿上穿了一个洞，当时动都动不了，住了 40多天院才能下床，从此我就成了三等残疾，享受每月一只鸡的待遇。其实那时我们天天吃小米，哪能吃到鸡，这个待遇只是个名义。”

　　在山西至今还流传着“刘营长赤脚进张净”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刘增钰，大概内容是百团大战的时候，刘增钰赤脚带兵打下张净车站的情景。我问 他是否有这回事。他说：“没有，那只是一种宣传，其实我打的是赛鱼车站。那次我们跑到张净车站的时候，别的部队已经把张净车站的日本鬼子打完了，有的被打 死了，有的逃跑了，我们只是接收了张净车站。后来可能是要宣传，也不知道谁打的，当时宣传人员找我问情况，我正好进城买鞋刚回来，因为下雨打仗我把鞋丢 了，结果他们就用文学手法给加工了一下，说我打的张净车站，后来这个故事就流传开了。”我问他是否还参与消灭过日军的一个运输大队。他说：“没有。只是有 一次我们在平定西边的一条小路上埋了几个地雷，结果炸死日本鬼子运输队的一匹马，马肚子上炸开个窟窿，马上的人没死跑了，这事宣传得也不对。”

　　我们最后说到日军在山西的屠杀和暴行。他说：“日本鬼子真是太坏，当年我家房子又多又好，都是用好木头盖的，1942年5月日本鬼子扫荡太行 山，把我家也给烧掉了。还有在距我老家十几里路的地方，有个村庄叫广阳，八路军有名的广阳战斗就是在那儿打的。仗打完之后，日军为了报复，兽性大发，把村 里男女老幼全部赶到村头一片空地，说要给大家照集体相，照相机也架好了，用一块黑布盖着，等鬼子把村民集合起来排好掀开黑布的时候，下面盖的竟然是一挺机 关枪，不到5分钟，全村老百姓都被打死了。我当时虽然没在现场，但可以想象有多么惨烈，所以我们那里的老百姓特别恨日本鬼子。”

　　1945年日军投降后，刘增钰先后在太行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参加过豫西伏牛山战役、洛阳战役、郑州战役和淮海战役。

　　1949年8月，刘增钰从昆明调到北京，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1949年11月11日空军部队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刘亚楼是第一任 司令，吴法宪是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刘增钰是第一任文化部长。他先后创办《空军文艺》，创作长篇小说《风雪太原城》，为空军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他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先后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58年调入总参，一直在解放军某部担任军职政治委员，1984年 离休。

王淑清

　　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反正省下的钱是国家的

　　讲述人 王淑清

　　王淑清，女，1911年7月10日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何桥镇一个大户人家。清末时期她家出过一个文状元、一个武状元，她却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 统观念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19岁那年，父亲做主将她嫁给了沛县比她大两岁的刘家廉。刘家廉的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名处长，刘家廉在天津随日本传教士学了 一手精湛的医术，1930年回到徐州开办诊所。婚后王淑清在丈夫的熏陶下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在诊所帮助丈夫消毒、换药、打针。1931年刘家廉 的诊所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从此王淑清也跟着丈夫参加了革命。

　　1937年春，几名国民党警察突然闯进诊所将刘家廉抓走，王淑清问为什么抓人，警察只说了一句：“嫌疑！”当时她并不理解嫌疑是什么意思。刘家 廉被关入国民党徐州监狱之后被打得死去活来，数月后抗战爆发，由于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春节期间他被释放回家，随后他带着王淑清离开徐州回到沛县开办诊 所。1938年3月徐州会战打响，沛县也落入日军手中，刘家廉只好带着王淑清又回到老家魏庙镇房村，不久他在镇上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1939 年初，他在微山县城碰到狱友张新华，此刻的张新华已经成为微山湖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他问刘家廉愿不愿意参加游击队，希望他留下为伤员疗伤，两人一拍即 合，刘家廉很快便带着王淑清以及家中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物，一起去了微山县参加游击队，并在夏镇三孔桥村建立诊所，为受伤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疗伤。

　　1939年夏天，根据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由张新华组织配合，并在山东枣庄火车站旁的陈庄开办炭场，发展地下武装。1940年1月在炭场成立枣 庄铁道队，不久被苏鲁支队正式命名为鲁南军区铁道大队，任命洪振海为铁道大队大队长，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为副大队长，开始在津浦铁路线上与日军展开殊死 搏斗。王淑清说：“铁道大队成立后，整天偷偷摸摸去和日本鬼子干仗，有一天他们跳进日本人的正泰洋行杀了十几个鬼子，自己也伤了好几个，跑回来我们挨个给 包扎，有些伤得很厉害。打劫洋行成功以后，他们又想办法打劫火车，受伤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当地也越来越有名，有人叫铁道大队是铁道游击队，也有人叫飞虎 队，日本鬼子都感到我们这伙人很头疼。1940年3月，鬼子加强了对八路军游击队的打击，我们只好带着30多个伤员转移到了微山湖芦苇荡里面，几条小木船 成了我们的诊所。那次我们在芦苇荡一直躲到割麦子的时候才出来，出来之后因为游击队的叛徒朱广闲告密我俩参加了八路，刘家廉的父亲和二叔都被铜山保安团长 耿继勋耿聋子抓去给杀了。”

　　194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吸毒成瘾的沙沟火车站站长张永纪为了得到好处，突然跑到诊所告诉王淑清和刘家廉，当晚会有一列日军运送物资的火车从 沙沟站经过。他俩得知消息后，迅速报告了铁道大队大队长洪振海，当晚刘家廉和洪振海以及游击队员化装成日军爬上火车，杀死车上的日军，将火车打劫后获得大 量枪支弹药和布匹军装。他们连夜叫来老乡把火车上的物品运往微山湖，直到天亮还有大量物资在火车上，他们只好放火烧掉火车和车上的物品。那次打劫成功后， 刘家廉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铁道游击队》这个电影，演的就是这支铁道大队的事情。王淑清说：“洪振海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早年他姐夫是一名 火车司机，所以他从小就跟着他姐夫学会了开火车，在抗战以前，他就经常帮他姐夫开火车，这个人很好，能力也很强，铁道游击队成立时间不长，他就把游击队发 展到300多人。”

　　1942年起，日本鬼子的扫荡更加猖狂，铁道游击队和日本鬼子的战斗也更加激烈，大队长洪振海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伤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 诊所经常在芦苇荡和古庙以及村庄之间转移。有一次由于叛徒张二告密，刘家廉在枣庄被日军抓捕，给他灌辣椒水、坐电椅，用尽各种严刑拷打，让他说出八路军和 铁道游击队的下落，刘家廉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一句话不说。有一天日军突然将刘家廉和21名犯人押上一列开往满洲里的火车，不知让他们去出苦力还 是要送到细菌实验室，火车刚过兖州，刘家廉便从车窗跳出，结果又被鬼子抓获，直到1945年8月28日，日本鬼子已经宣布投降，他才趁着监狱混乱，翻墙逃 回到夏镇。随后铁道游击队抓获张二，砍下了他的人头。王淑清说：“张二这个家伙最坏，其实电视里的张三，演的应该是张二，因为电视里张三做的那些坏事，大 部分都是张二干的。”

　　1945年10月，2000余名日军终于在微山湖的东边，向百余名铁道游击队员缴枪投降，随后铁道大队奉命赶到滕县接受整编解散并入华东野战 军，王淑清和刘家廉分别被安排到华东军区第14医院和鲁南第二专署工作。1949年部队南下前夕，为了支持地方工作，这对从战火中走来的夫妻被军队安排到 地方，让他们留在曲阜帮助地方政府创办曲阜卫生院，1950年组织又委托他们建立曲阜县人民医院，刘家廉成为第一任院长，王淑清成为第一任护士长。

　　王淑清说：“那时候铁道大队的游击队员，大部分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很多还没我大。他们和鬼子干仗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血，每次受伤都是我和 刘家廉给包扎、治疗。他们除了打鬼子，从不欺负老百姓，但在‘文革’的时候，有人说铁道游击队的人是土匪、流氓，有人说他们是叛徒、汉奸，不光批斗他们， 还动手打他们，让他们受了不少冤屈，包括我和刘家廉也受了不少气。其实这些人我最了解，那时候他们经常住我家，我不光要给他们换药、疗伤，还要给他们做 饭，有的伤员不能动手吃饭，我还得给他们喂饭。”

　　我问她在“文革”中还有过什么遭遇。她说：“先是1956年审干，有人说刘家廉坐过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监狱，肯定是叛徒，整了好几个月，如果他是 叛徒的话，那不是早就可以放出来吗？为什么还被日本鬼子关押到他们投降才跑出来？1957年‘反右’，有人又在他写的一首诗里找到‘朝里有人好做官’一句 话，结果他又被打成右派挨批斗，1958年‘打老虎’差点把他整死，他好几次在我面前哭，说想自杀。我说你什么没见过，日本人的监狱你坐过，国民党的监狱 你也坐过，辣椒水也给你灌过，大杠子也压过，电椅子也坐过，现在的批斗和挨打，肯定都是暂时的，共产党早晚会把你的事情搞清楚。我一边开导他，一边跟踪 他，当时特别害怕他想不开去自杀。因为我们那时候有10个孩子，5个儿子，5个女儿，当时孩子考上大学不让上，验上兵不让当，都在家没事干，他万一自杀， 那我们一家人就彻底完了。”

　　最后我问王淑清对现在的社会和生活是否满意。她说：“还不错，我现在一个月的离休费是7000多块钱，是按抗战参加革命开始算，本来刘家廉是 1937年以前参加的地下党，应该按老红军算，我也是1939年就参加了游击队，结果他们说那时候没有档案不给算，只给我们按1940年算军龄和工龄，所 以工资就没上去。1963年我就退休了，1982年国家给我改成了离休。现在刘家廉已经去世，我也103岁了，吃饭穿衣的花费也不大，所以不管他们按哪年 算，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反正省下的钱也是国家的。”在我看来，王淑清这代人为了国家，虽然受了不少苦，流了不少血，甚至受了不少屈辱，但相比年轻一代， 他们把国家看得更重，始终把国家排在第一位。

释来空

　　我来这里出家就是为了给死去的弟兄们守灵

　　讲述人 释来空

　　释来空，原名吴淞，1922年12月5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化龙池普通店员家庭。1938年8月16日，国民革命军税警总团在长沙街头征兵，他在 一个征兵点的标语上看到，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共赴国难。作为一名在校的初中生和家中惟一的儿子，未经父母同意，他就报名参了军。当他穿着军装回家的时 候，邻居们有人佩服，有人说他当丘八去吃粮太可惜，但他的母亲却没有表态，也没有给他泼冷水，只是当天晚上一夜没睡。第二天早饭后，母亲把他送到街口，含 着眼泪嘱咐他照顾好自己，多来信，千万不要狂妄自大，母亲一边嘱咐，一边流泪，他给母亲敬了一个军礼，再也没有回头。

　　1938年8月21日，吴淞随部队从长沙出发前往贵州都匀，然后又去独山受训，当时税警总团的装备和人员素质是国民党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第 二年他便从下士副班长直接升为上士排附。1941年初，他从炮校准尉附员升为少尉干事，随后成为税警总团团长孙立人身边的一名团附。他说：“我去当孙立人 的随从副官，不少人都很羡慕，觉得给他当副官能坐车，不走路，伙食也好，但我去后时间不长，就提出想去军校学习的想法，孙立人就同意了。1941年9月我 离开独山，被孙立人将军保送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第18期南岳军官训练团受训，1943年毕业后，按说应该回原部队，但税警总团已经改编为新38师， 孙立人带着他们去缅甸了，我只好服从分配，去了9战区10军3师9团3营当了中尉参谋。到了部队打的第一仗就是1943年11月1日的常德会战，会战前我 们从衡阳出发，走了四天三夜，驻守在了德山，没几天日本鬼子的10万兵力就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开始进犯常德，很快常德就成为一片火海。74军 57师余程万的8000守军只剩了100多人，每条街道都在巷战和肉搏战。我们在德山也是炮火连天，连续不断向鬼子扫射，到处躺着牺牲的官兵，眼看着常德 城就要沦陷，好在蒋介石最后还是调来大部队增援，才给常德会战解了围。”

　　常德会战1943年12月7日结束后，吴淞又参加了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会战等诸多战斗。抗战胜利后，他在南昌和一名护士结婚，随后部队调往贵 州，他成为保安九团少校团附兼参谋主任。不久内战开始，他所在的国民党军在大别山与刘邓大军作战。他说：“并不像电影上演的我们就那么坏，演我们走到哪里 都抢粮、抢鸡、抢猪，而且一脚踢开老百姓的门，拿起机枪叭叭叭就扫射，我们又不是土匪。再说那时候子弹那么重要，打日本人都不够用，谁还舍得打自己人浪费 子弹。如果当时有这种事情发生，不要说当兵的，你就是师长，也会被枪毙，有些电影完全是在捏造事实，不尊重历史。”

　　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吴淞为了照顾父母，不仅没去台湾，而且离职返回长沙，他本想贷款做小本生意，但由于他的身份每次填表办执照，总是石 沉大海。1949年底，他去香港谋求发展，后因放不下父母重返长沙，并在湖南省工业厅谋得一职。解放后，“清匪反霸”“正反”“三反”“五反”等各种政治 运动连续不断，每次他都会被当作“运动员”。1959年，他突然被抓，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直到1982年出狱。出狱后，吴淞一直在私企打工谋生。 1995年他求授五戒，成为一名居士，1998年在常德石门夹山寺剃度出家，师父向他赐得法名释来空，2005年当他得知德山乾明寺得到修缮重启香火之 际，立即来到当年驻守的德山并且常住在了乾明寺。他说：“我来这里出家就是为了给死去的弟兄们守灵，希望和在那场战斗中死去的弟兄朝夕相伴，每天为他们念 大悲咒。”刚来的那几年，他每天早晚都要去大殿念49遍大悲咒，现在人老了，念久了心跳气喘，于是每天改念7遍，虽然念得少了，但他超度亡灵的诚意并没有 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