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村：那是一个唱歌最多的年代

1939年间，冀中军区烽火剧社小队员们在村头演唱。前排右二为罗丹。

　　我的父亲罗丹参加过抗日战争。晚年，回顾那段经历，他说：那是一个唱歌最多的年代。

　　通过父亲回忆，我了解到，1938年，他在冀中参加了八路军，因为年纪小，主要做鼓动宣传。冀中是敌后中心地区，几乎天天打仗。他和几个小战士到战壕里喊口号、唱救亡歌曲，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

　　说起那时候唱过的歌，年迈多病的父亲不仅记得，有的还能唱出来。

　　“《八百壮士》是最早唱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这首歌当时鼓舞了很多中国人。一个四行仓库八百壮 士，一个二十九路军大刀队，那会儿不知道也不管是哪个党的，上海在哪儿也不知道，就知道不能做亡国奴，宁死不投降。战斗前，我们一到战壕，一唱起‘中国不 会亡……’有战士就说：嘿，你看小罗他们，这么点儿小孩都不怕死，咱们二十几的爷们儿也不能装熊呀！战士们的士气真就鼓起来了。我们那会儿就起这个作 用。”

　　从父亲沙哑的歌声里，我听到一个有血性的中国。

　　父亲断断续续回忆了一些抗战时期唱过的歌，有“同胞们，大家听我讲，我们的东邻居有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忙，一心称霸王，要把中国亡，咿呀 嘿……”“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向前走，别退后，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还唱过《五月的鲜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他说这些歌是抗大二分校和东北流亡学生教唱的；还有苏联歌 曲，像“同胞被杀害了，土地被抢占了，谁都知道我们祖国的土地是神圣的，空气可以自由地呼吸……”

　　陷入回忆中的父亲很感慨：“你别看战争那么残酷、艰苦，吃不饱饭，行军走那么远，睡不了觉，频繁地打仗，就那样，人们的情绪仍然高涨极了。一到 新地方，只要没有敌情，我们或在当街、场院，或在赶集的空场上搭个土台子，站在上面，就用实嗓子唱，什么伴奏也没有，可有感情！每次一唱起‘我的家在东北 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我们唱着唱着就哭了，战士和老乡们也跟着掉泪。”

　　那时候动员民夫当兵，他们唱：“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烧了王家寨哟，今天又烧张家庄，逼着那青年当炮灰，逼着老年送军粮，这样活 着有啥用哟，拿起刀枪干一场……”“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老婆孩子遭了殃，杀人又抢粮！”“你别说，日本鬼子难找 我，我就想快活，你不当兵，我不拿枪，没人打仗亡了国，我看你怎么享快活！”父亲唱得很吃力，但仍能感受到调调儿里满含的爱恨。“哎呀，唱的和听的都真激 动呀！你看那街上，老乡就呼啦啦真跟着来呀，有的还牵着自家的牲口……有的老头老太太拿着铁锹、锄头跟着来挖战壕。我们是在平原地区，到一个村先要围着村 挖战壕。那战壕有一人多深，在里头低着头可以走人。因为敌人说来就来，没有战壕，敌人武器好，歪把子机枪厉害，我们牺牲的人就多。”

　　父亲还讲过一件趣事。“那时候，我们的装备不行，眼看我们的战士跟日本人拼命，就用枪把抡，用大刀砍，用石头砸，用牙咬……那会儿，一个战士有 三两颗子弹就不错了，看着战士背的子弹带鼓鼓囊囊的，其实好多都插着铰成一截一截的高粱秫秸杆儿，为了好看和唬人呀。有首《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 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就给改了词儿，‘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都是一个臭的’。”唱到“臭的”时，父亲像当年那样有意拉长了音，然后嘿 嘿笑起来。

　　说起抗战时期唱过的民间小调，父亲记得的有：

　　唱日寇暴行的：“滹沱河，滹沱河，滹沱河里血泪多。张家花大姐，鬼子奸淫过，大姐眼里含满泪，泪珠流到滹沱河。滹沱河，滹沱河，滹沱河里血泪多。东洋狗强盗，杀人满山坡，满山满沟血横流，鲜血留到滹沱河。”

　　唱儿童团的：“我是小列宁，从小干革命，勤学习，爱劳动，人人夸我小英雄。”“春天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大街上，哨子吹，儿童团要开大会……”

　　唱选举的：“绿油油的庄稼，满山遍野青纱帐儿起，狗儿他爹孩子她妈，张家的长工李家的闺女，都来哟，来选举呀，哎哟哟都来哟来选举，要选那打鬼 子实心眼儿的，千万别选那坏蛋皮，哪怕他肚子里多诡计，嘿，噶咕地家伙哟，咱就是不选你。”那时候好多农民不识字，就拿绿豆、红豆选举。

　　唱拥军的：“我给抗日战士洗衣裳，男的打仗女的来帮忙，湿的这样，哎呀这样，哎呀哎呀——真脏！”那时候农村比较封建，他们先动员小媳妇学唱， 回来再教年轻的姑娘唱。后来成立了妇救会，连老太太都跟着学唱。“别看这种小调没有作者名，1938年到1940年间，在根据地很流行。它们曲调简单，特 别上口，歌词也通俗易记。我那会儿10岁，现在80岁了，还记得呢。”

　　父亲还讲过一个用唱歌劝降的故事。

　　“有一次，打叛变的王凤刚，他在大清河北的大王庄，炮楼修在村子里。我们包围了他，到了靠近据点的地方，躲在一个老乡家，隔着窗户，大同志就让 我唱那个劝伪军兄弟反正的歌。也没喇叭，就拿那个洋铁片卷巴卷巴当喇叭。嗯——这个歌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意思就是劝他赶紧投靠同胞，不要给日本人当汉奸。

　　他听见了，知道是我唱的。他不打枪，就听着。

　　王凤刚怎么知道我？投敌之前一次作为友军，他到我们团做客。我们团长崔文炳、政委陈德仁、政治处主任蒋崇璟在一个地主家的大房子里请他吃饭。团 长派人把我叫去，说：‘小鬼，给他唱个歌儿。’我就清唱了一首抗日歌曲，‘同胞被杀害了，土地被抢占了……’挺长的，居然一下全唱下来了，把他们打动了。 那个王凤刚也流泪了，说：‘唱得真好。’叫过勤务兵，赏我两块钢洋。还拿着钢洋敲敲给我听。”

　　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女儿曾跟我讲，她认为自己的父亲当年不是战斗部队，只是演演戏，唱唱歌，所以对他的经历“不大感兴趣”。

　　我转述这段话时，父亲说他想起了《抗敌剧社社歌》，然后用尽气力唱起来：“我们为英勇的战士而歌唱，把大众的生活、斗争演出在舞台上。艺术是我们的武器，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010年，父亲走了。

　　他说自己是幸运的。当年，他眼瞅着和他一块唱歌的战友冯连普、黑枣被日军炮弹炸死。

　　今年，抗战胜利70年了。我很怀念与父亲同命运的那些人们。聆听父亲，就像跟随他回到那个唱歌最多的年代，面前又浮现出他眼角闪射的泪光和挺起的微驼的脊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