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出过一个人物：于右任。于右任的老家斗口于村，距我家手巾白村5里地，孩提时，在秋日的风雨过后，我们村一帮孩子，常去斗口于村捡拾落果。那里有一片很大的果园，早年于右任在家乡搞农业改良试验，建了斗口农事试验场，果园那时就有了，引进了多种优良品种的苹果。新中国成立后斗口农场成了国营农场，那是我们孩子的向往之地，买果子要花钱，但捡拾地上的落果却不用，苹果有黄元帅、国光等，虽然落果大都跌破或有腐烂，却是不花钱的解馋吃物，收获不会很多，但足以让我们兴高采烈。
我们两个村子，地处泾阳和三原两县交界处，早先归三原县辖，新中国成立后一会儿归三原，一会儿归泾阳，归属几经变动，现在属于泾阳地面。有人说于右任是三原人，那是老话，确切地说应该是泾阳人。泾阳地处三秦大地腹地，被誉为关中平原的“白菜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就在离我家10里外的一处高地上。县西50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九嵕山，形同笔架，人们叫它笔架山，县北30里是嵯峨山，五峰并峙，也形同笔架，人们叫它北笔架山。两架笔架拱抱泾阳，于是有了说道：此地必出文曲星。后来仅现当代便出了于右任、吴宓、冯润璋、李若冰、雷抒雁等。
于右任早年在家乡致力于办学兴教，我的父亲曾在他开办的小学念过书。父亲曾回忆：于先生让人把桌子在操场一字排开，学生们写字，他逐一察看，见写得好的，便当众夸奖。父亲说，他的毛笔字曾受到于先生的表扬。于右任的鼓励，让父亲好不得意，后来他虽做了农民，刨挖土地终其一生，但对笔墨依然心存眷恋，我刚识得几个字，他便把毛笔塞到我手中，说字是一个人的脸面，字不行，便颜面无光。他告诉我，于先生说过：“写好飞凤家，天下人人夸。”飞、凤、家三字最难写，他写了这三字，让我照着写。在我慢慢对写字有了兴趣后，家里泥皮墙上，到处都是我用锅墨写的“飞凤家”，还有一些类似口号的涂鸦。庄户人家里少不了麻袋、口袋类盛粮物具，村人拿来让父亲在上边写名字，以作标记免得丢失，后来遇到这样的事，父亲就让我代笔。我很喜欢在口袋上写字，这是一种颀长袋子，用粗棉线编制而成，能装百十斤粮食。毛笔落在棉织物上，比涂在土墙上的感觉要好得多。
古来家乡人便崇文重教，农民里，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多不胜数。“文革”后“清理阶级队伍”，大队举办审查对象学习班，我刚返乡做了农民，便让我去做记录。审查对象里有个老地主，腰间挂一只粗布小袋，让他写交代材料，他便从腰间解下袋子，打开，拿出一方黄铜墨盒，一支细管毛笔，满把老茧的粗手却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直叫人心里不由得赞叹。他的字我是喜欢得不得了，百读不厌，在我看来无异于法帖。学习班结束时，我偷藏了两份老地主的交代材料，一直保留在手边。
于右任已作古，父亲已作古，老地主已作古，但故乡的传统没有丢。故乡的书法家层出不穷，他们很牛，别人问：“你临谁的帖？”答曰：“没临过帖。”问者吃惊：“没临过帖字写得这么好？”再答：“我临碑哩。”西安有碑林，那是闻名于世的书法宝库，临碑比临帖听去更唬人。虽有吹牛的嫌疑，但得条件便利，可常去碑林接受浸礼，也非诳语。记不清我去过碑林多少次，上大学时5分钱门票，我不吃不喝在里边从早上开馆待到晚上清场闭馆。米芾讲：“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也许米芾的话自有道理，但在我感觉里，碑刻的汉字艺术，读来更能使人心旌摇荡。
我常感叹天下字写得好的人是那么多，《三希堂法帖》32册，收录自魏、晋至明134位书法家的作品，只是乾隆年间内府所藏之精要，历朝历代官方民间还有多少书家可为法式楷模，那是一个说不清的数字。走到各地城市大街上，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店铺牌匾，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牌匾上的题刻，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代表性符号，父亲说字是人的脸面，我以为牌匾是城市的脸面，一个城市的水有多深，看看大街上的牌匾，心里便大概有了数。有些匾额，字写得颇有气象，看署款，闻所未闻，让人心里直感叹散落在民间不知有多少高人。
字，本是一种实用书写符号，但汉字的魅力就在于可以独立成为一门艺术。古人解释：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汉字创造之初，形是第一要素，这形在数千年发展演进中，出落得活色生香，摇曳多姿。字因人异，不同的书家会有不同的书体，这便构成了书法艺术的恣肆汪洋。
我之习书，皆因兴趣，沉浸在翰墨书香中，实属人生之大乐趣。南朝书法家王僧虞讲：“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神采最难得。我一向认为，从汉字脱颖出来的书法艺术，不同书体不同造诣不仅给人不同的视觉印象，而且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在这黑白对比的审美感受里，首要的是书法意蕴提供给观者的审美愉悦。激活这愉悦感觉的酵母就是神采。我一直向往自己笔下有鲜活神采，也一直为之努力，但所得不多。每每看到别人字写得那么好，自己便沮丧得很，好在汉代赵壹一番话聊可自我安慰。赵壹讲：“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喜欢，投入，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