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五)廓清历史 开掘主题

　　■编者的话

　　与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相比，目前我国的抗日题材文艺作品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就像李俊虎在本文中所说，这类题材作品目前还“存在未曾涉及的空白领域”。

　　2014年底，李骏虎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 战场之共赴国难》出版，作者以“去小说化，找历史感”为宗旨，力图真实地再现抗日战争的历史现场。在写作中，他也同时发现了目前这一题材文学创作的一些问 题，他认为，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最重要的是廓清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需要作者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真实，进一步开掘题材的广度、深度。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五)

　　廓清历史 开掘主题

　　□李骏虎

　　我国抗战文艺作品创作目前的状况，逼近真实比艺术塑造更重要一些，有些“硬伤”一定要避免，不然会成为历史的谬误和艺术的遗憾。

　　我国抗战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开掘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可以说存在未曾涉及的空白领域，比如，对于日军对华的文化 侵略和精神同化手段的表现等。关于文化上的侵略、精神上的渗透，也不仅仅只在民间，而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却鲜见这方面的深入挖掘和呈现。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中，中国战场及其武装力量包括远征军，主要的斗争对象是日军及其扶植的伪政权和军队。遍观战后表现欧洲战场的各种文 学和影视作品，反抗的爱国主题和反战的人性主题是相辅相成、一以贯之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成为二战后人类的共识和共同维护的信仰。与欧洲二战艺术作 品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抗战文学和影视创作是多元而复杂的，也是分阶段的。其复杂多元，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性决定的，比如军阀势力和汉奸“特色”；而 各个历史阶段对抗战主要表现对象的不同是由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我始终认为，评判国共对抗战的贡献，不应该从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开始，而应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算起。“九·一八”之后， 国民政府的态度是抗议而不是抵抗，国立编译馆编辑、正中书局1948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历史》第五册第149课《蒋委员长》中说，“九·一八”之后蒋介石 考虑到国力贫弱而国际正义力量不足，而选择了“坚忍应付、不屈不挠”，实际上就是其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托词。东北沦陷之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 是温和的，一味寄希望于英美列强的干预和国联的调解，国联虽裁决了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属于不合法的侵略行为，但最终由于日本的“悍然不顾”而“完全失败”。 之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局部对抗，“上海事变”、“榆热之战”和“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抗战准备不足为由，俨然已经接受了东北沦陷的 现实，并且对于日军策动的“华北自治”半推半就，实际承认了华北五省的“半自治”状态。东北四省沦陷，华北五省自治，当时中华民国的一级行政省区有38 个，近四分之一沦丧，而政府默然、国民木然，这还不是亡国的状态吗？

　　再说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而各路军阀拥兵自重，且各自都以世界列强为靠山，尤其拿着日本给的援助空喊抗日，实际 划境自治、坐大自己对抗中央，压根儿没有国家的概念。当时的中国，由于长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省军阀都不是简单的军事势力，他们背后都有列强的支 持，成为欧美或者日本控制中国的触角和各种利益诉求的代言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虽然也有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军阀自行组织力量抗日，但还没有人能够登高一 呼，呼唤起全国民众的抵抗精神，更没有人因此而公开反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可想而知中国即使没有亡于日寇，也不免战后被列强所瓜分。

　　当此之时，是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之后就提出了“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奋斗方针，并且公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政府的 不抵抗和出卖东北政策，自觉走到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地位上来。中共唤起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精神的方式是多样的，他们擅长领导工人运动与组 织学生游行，也善于团结各类工农武装，他们直接领导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东北抗联的对日斗争，特别是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代表张浩回国向中共中 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毛泽东随即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对民国模范省山西进行 赤化和抗日宣传，在中央军、晋绥军20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坚持斗争了75天，最终与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北方阵线，公开违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 对日政策，开始了抗日合作。中共还听取了张学良的建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革命进程的改变打下了基础。

　　正是因为中共大声疾呼并且掀起全国的抗日高潮，使之理所当然地成为领导全国各阶层民众抗战的精神领袖，这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 得到知识阶层和民众的广泛支持，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被民众孤立的原因。毋庸置疑，抗日的正面战场确实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在打，但把全中国角角落落的乡村都 变成抗日战场，这种精神感召也的的确确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这一点搞清楚，写小说或者影视剧本的时候才会有准确的度量衡，而不至于有失偏颇。

　　我个人认为，抗战文艺创作目前的状况，逼近真实比艺术塑造更重要一些，有些“硬伤”一定要避免，不然会成为历史的谬误和艺术的遗憾。比如说西安 电影制片厂经典影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肤施(延安)和张学良谈判，双方坐在谈判桌前，周恩来、李克农等人身着红军军服，张学良、王以哲等人穿东北军 军服，看上去泾渭分明，但这实在是大谬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在东北军各处安插特务，双方的谈判是非常秘密的，周恩来当时打扮成了关中富商的样子，李克农和随 行人员是账房和伙计打扮。其实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创作，更加有艺术性，也更接近艺术的真实。不然，像这样的硬伤是无法弥补的，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我国抗战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开掘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可以说存在未曾涉及的空白领域。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野 心不仅仅是武力占领，他们对内宣传“圣战”，对外宣传“亲善”，妄想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以此为噱头蛊惑被占领国的人民，因此除了武力侵略外，文化 上的侵略和精神上的同化也是他们的重要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新加坡有一部优秀的电视连续剧《雾锁南洋》，就比较全面和深入地表现了新加坡日占时期的人民 生活和抗争，这部电视剧杰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简单地把人民和侵略者二元对立，没有片面地展现斗争，而是把日军的生活甚至情感已和当地人纠缠在一起的现实都 表现了出来，也把不同的人对待侵略的不同态度展示出来，有人懦弱地屈就，有人出于功利的目的迎合，有人无奈地认命，有人不屈地抗争。新加坡以华人为主，文 化土壤和精神理念和当时的中国基本上相同，因此这部电视剧也可看做是中国日占区状态的一个缩影。侵华日军少将藤田实彦有一部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描写了 他所率领的日军坦克部队从华北进攻南京途中，有一部分受日伪军蛊惑的中国“良民”打着太阳旗、抬着开水，在路边欢迎和“慰问”日本坦克兵。我小时候也听见 过日本侵略军的老人们讲，日本人并不像电影、电视里的那样，见了谁都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相反，他们常常在口袋里装着一包糖，一副和蔼的、笑眯眯的样子， 看到小孩子就掏出两块糖来，有时候还会送给老百姓一两个西红柿。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从文化和精神上征服中国，这比武力侵略更可怕，武力可以对抗，糖衣 炮弹却难以抵挡。文化上的侵略、精神上的渗透也不仅仅在民间，汪精卫等当时的高层领导也被拉下了水，而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却鲜见这方面的深入挖掘和呈现。 前两年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悬崖》，虽然以谍战为主线，其背景还是烘托出了东北在日占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态，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艺术作品，让我 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亡国的可怕。中国是二战时期汉奸伪军数量高于侵略军数量的惟一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深深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