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疆域辽阔，共同铸就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区域间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风土人情等建构起不同的区域文化，它们是各区域民众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性的象征，也是各区域民众精神风貌、文化内涵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个地方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杨和平教授的艺术史专著《浙江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采取区域文化的研究视角，全面深入、系统解读了浙江音乐文化。该著在全面搜集、整理、阅读相关文献与长期深入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立论，通过对浙江区域音乐文化生成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民俗风情、音乐事项等的联动考究，将浙江区域音乐文化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长久地寻觅和深度地阐释，可谓史料丰富、阐释精深、论证缜密。该书不仅收录了许多存活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现象，如浙江地方说唱、浙江地方戏种以及民间歌舞样式等，而且灵活地运用了“音乐在历史中生成，在文化中阐释，在哲学中思辨”的思想原则与“音乐生成、发展、现状与未来”的研究范式。
该书的特色集中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立论视角新颖。浙江区域具有悠久历史的音乐文化，作为一种既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多视角，世代传承的价值体系。究其内部结构而言，呈现为包含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体裁、音乐思想、音乐教育、音乐风格、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以及音乐理论等为一体的混生性结构；从其存在方式来说，又表现为以一定思想的潜在关系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生存形态密不可分的共通性特点。不可能用一般的、抽象的原则去对待完全不同质的、具体的浙江音乐文化，而是从具有地理学、行政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多重意义的浙江区域中去解读其独特的魅力，这就必定要从大量的文献中查找史料，从深入的田野调查中寻求例证。基于这样的立论基础，该书从浙江区域的自然地理、政治背景、人文环境、风土人情及其与音乐事项的考察中，通过具体分析，对浙江音乐生成原因、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作出了客观、公允地解读和评判，全面而清晰地勾勒出具有区域特色的音乐事项及其产生、发展历程和呈现的总体风貌。
其二是挖掘丰富史料。浙江音乐悠久的历史与发展历程，都能在诸多的文献中找到有力凭证，也在该书中多处呈现。上古时期的音乐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甚至与雕塑、绘画、文学等多种文化都有着紧密的关联。书中所涉“良渚文化”、“上山文化”、“小黄山文化”时代的先民就已经有了早期的音乐活动迹象，而浙江音乐发展源头的确切考证上溯到“河姆渡文化”时期出土的实物考证——骨笛、骨哨以及陶埙等古乐器，这是浙江音乐文化萌芽的主要标志。除此，书中多处引经据典、图文并茂地描绘出浙江音乐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譬如，对越族音乐生活的考察中用《述异记》(梁代任昉)、《武康县志》(道光年间)以及《吕氏春秋》《左传》等文献典籍中的记载作为印证；另外，全书收录有相关图片290余幅。它们一道将浙江音乐的“古、今、人、文”描绘得活灵活现，给读者带来的不仅是“信史”，而且还流露出作者广博的学术视野、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素养。
其三是注重田野调查。该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秉承“直面现实、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总是以理性的思维、冷峻的眼光来审视浙江音乐各种体裁、各大乐种、各个时期自身固有的状态，对涉及的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实践、音乐风格、音乐流派、音乐思潮，不论其辉煌与挫败，从不主观臆测、从不掩饰、从不遮蔽，而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治学态度，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坚持“成绩要摆够，问题要讲透”的原则，一一如实道来，并给予符合实际的分析和经验总结，做到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以理服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是承受，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立品格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从对浙江民间音乐体裁如舟山锣鼓、嘉善田歌、婺剧、浙东古琴等的研究与解读中发现，作者总是多方查找、一一求证，力求弄清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真相。其得出的结论可以达到“以史为鉴，可以鉴往知来”的目的。
总之，该书深入地挖掘出浙江音乐文化底蕴，科学地总结了浙江音乐文化的变化规律、系统地梳理了浙江音乐文化的地域特色，充分地彰显了浙江音乐文化的精神内涵，不仅为我们的中国音乐史、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更详实、更丰富的史料，而且也为我们深入认识、理解和把握浙江音乐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实证途径，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更在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