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23日的凌晨，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一日，离中秋节只有4天。日军惨绝人寰的营田偷袭计划将沉睡中的人们带进了地狱。这一天如此血 腥，用血流成河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惊悚、恐怖与沉痛。60年后，我动员屈原管理区的朋友易送君对“营田惨案”做田野调查，二十多人历时一年，寻找到了一百多 个幸存者，记录了那一天他们的经历。我曾跟着易送君走村串户，听那些白发如雪的老人手指屋前的地坪或是水塘，说起自己当年如何躲藏如何逃难，他们学着飞机 俯冲时的轰响和机枪扫射的哒哒声。所有人对“己卯年八月十一日”这个日子记得死死的，仿佛那是一个魔咒，是一个黑色的灾星！
一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大理街头闲逛，在一家旧书店无意间发现了马正建写的《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书中引用了一个日本女人近藤富士之上 世纪60年代写的《不堪之回首》一书中的内容，这是一个有关中秋节的故事，她在1939年中秋节踏上了我老家的土地，作为慰问团一员前来慰问“皇军”，这 是她费尽了心力才争取到的机会。
没想到真的见到了她新婚后参军出征的丈夫。经历千辛万苦，一对夫妻在战场见了面，虽然部队给他们放了两天假，但打仗部队没有驻地，他们还得跟着部队走。他们坐在最后一辆收容车上，两手相扣，难舍难分。没想到收容车抛锚了，前面的车都走远了，这时，树林里面响起了枪声。
她的丈夫近藤三郎拿着枪就跳下了驾驶室，与车厢上的两个士兵一道还击。枪战中近藤三郎被打死，近藤富士之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呼唤着他的名字，要他跟她回家。
近藤富士之被中国军队俘虏了。
这一段文字让我震动、深思。第一次看到一个日本女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流露，如果不是营田惨案的影响，我会倾注更多的同情心。作为一个人，我们之间 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它让我回到了日常的生活，回到了常识。这个时候我有了新的写作冲动。我觉得自己有了进入人物内心的能力。我要写一对日本恋人和一对家 乡的恋人，在这场战争发动之前，他们的生活与生存状态其实并无多大区别，真挚的爱情，待人接物的友善，日常生活里的温情。战争来临，这一切急剧变化，这个 出征的日本青年怀抱报效天皇的忠诚，告别亲人，远赴征途，从一个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王。我从随后获得的侵华士兵日记里看到了大量丰富的细节，看到了这 一变化的历程。
战争扭曲人性，摧毁生命，它一经发动，就像一个机器，谁都无法控制了。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是荒诞的现实，却是战争的逻辑。从个人到民族到国家，悲剧在一步步接近。营田发生的如地狱般的景象变成了现实。
但是，日军为何如此残暴？
带着诸多的疑问，壬辰年春天我去了日本的九州和关西。甲午年冬天又一次去了东京、房总半岛、伊豆半岛和北海道，一个月里我仔细地体验着、观察着。
在房总半岛千叶县鸭川市江见町见到了冈部喜一，他的父亲就是侵华士兵，是步兵第二一二联队第一机枪中队的机枪手，从昭和十四年到十九年，他参加 了鲁东、鲁西、鲁南、鲁中作战，阵光作战、华南作战、浙赣作战、中原会战、武号作战、勇号作战、辉二号、三号作战、势三号作战，作战之多时间之长都是令我 惊讶的。他在高龄去世，在他家客厅佛堂中放着他的照片，清瘦之脸上深深的八字纹分开了颊骨与人中，一副憨厚的老农形象。他的法号喜翁全徹居士作为牌位摆在 右侧，正中是佛祖的铜像。按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人死后灵魂都能与神佛同在。它的灵魂已跟佛祖在一起了。这就是当年以机枪扫射杀人无数的士兵？
冈部喜一的父亲从不谈他在中国的经历，一提起他就感到难受。冈部喜一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客厅显眼的位置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毛笔字写的 中队歌、参加的作战和时间，中间是三个伏在机枪上的士兵线描像，大号字的部队名称写在上面，两边各饰有一颗五角星。冈部喜一说他父亲是在家被强行征兵走 的，当时不去就要坐牢。
一栋百年老宅，巨大的坡屋顶从四面倾斜而下，翠竹树木长满山冈，墓地与神社在山坡下彩幡飘扬。冬日的稻田之上，群鸦鸣叫，鹰在低空翱翔，来自海 上的风托举着它的双翅。屋内百年火塘仍燃着红红的炭火，取暖、烤鱼、烧水，宾主围炉而坐，晏晏笑语。一个人在这里出生、成长、远征、归来、耕作、终老，看 不见他的一生与罪恶有染，秘密全在他的缄默里，带入了坟墓。即便是罪恶，这里的人也早已忘却，一切就这样翻过去了。
找人翻译，中队歌唱的是：“黄河的流淌/为杨柳新芽带去青葱/春天里/聚集在军旗下/我们是第一机枪部队/啊，战友呀/骑上我们的爱马/奔走在鲁西无边的泥泞里/借手中的缰绳传递给它一个永恒的信念/留存在那马蹄下的/是崇高的丰功和伟绩”。
在满田清家我看到了一套十六卷本的《昭和日本史》，第三卷是《日中战争》，打开来，图文并茂，我看到了当年他们准备庆贺武汉沦陷的照片，圆柱形 的大灯笼上写着大大的“祝汉口陷落”。接着是学生参加陆军垦荒训练的队伍，少年们举枪向校园里的天皇照片致敬，幼儿参加军队体验活动，小女孩用红萝卜喂 马，表示对军队战马的慰问，幼儿的剑道训练，儿童军小队的选拔，妇女支前集体劳动的场面，市民排队购买“支那事变报国债券”，炸毁的街道上行进的军队，欢 送参军上前线的人潮与旗帜的海洋，城市里各种群体活动，各种行军打仗的场景……对于战争，只有过程与技术性的描述，所有的屠杀都看不见了。
询问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就连二松学舍大学年过花甲的教授源川彦峰也说不知道，他说自己出生于二战之后，但政府从没有说出过真相，他所受的教育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想着在营田田野调查到的那些日本兵的行为，我很想告诉他这一切，但没有说话的语境。对他来说，这些是遥远陈旧的历史了，与现实生活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了？当然不是。当事者还在，被伤害者仍然感受到又一次的伤害，特别是日本右翼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硝烟味似乎越来越浓。
在靖国神社，每天都在展出一个二战士兵的遗书。神社四周栽种的纪念树斛树，献木者大都是海陆空部队、遗族会、战友会、军校。神社前的常陆丸殉难 纪念碑，是日俄战争中被俄舰击沉的运兵船，题词者是元帅伯爵东乡平八郎，他就是甲午战争中下令向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开炮的日军“浪速”号巡洋舰舰长。还 有田中支队忠魂碑、慰灵之泉、战迹之石。战迹之石的石头来自冲绳、硫黄岛、马尼拉郊外等各个战场。即便千叶县安房鸭川这样偏僻的小城市，也有纪念的神社， 忠魂碑也是东乡平八郎所题。
特别是神社北面的帕尔博士表扬碑，2005年建立，立碑表扬其功绩。帕尔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印度代表法官，他是法官团中惟一提出判处被告团全体成员无罪意见的人。
但是，面对具体的人，老农民、教授、学生、店员，我又无从说起。翻译梁镇辉制止我的眼神在明确地告诉我：这没有必要，这会造成不友好的气氛。纠缠这样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
奈良东大寺，有捐款者在泥瓦上留言，这些留言的瓦烧制后在寺院翻修时将嵌入屋顶。一个壮年男子用毛笔认认真真写下：“世界和平”。
源川彦峰教授带着一个班的学生，以《论语》为题材，在鸭川町的一个渔村进行创作，学生们以篆书刻写了“礼乐”、“忠恕”、“德不孤，必有邻”……对儒家文化，学生们十分喜爱，他们真诚地向我请教。
在热海，宾馆服务员全体出门送行，他们一次次深深鞠躬，一个女子跑得气喘吁吁，她发现房间丢下的东西，赶紧冲下楼来。酒店里，无论用具的设计还 是服务都极尽体贴之能事。凡问路，他们必热情指引，有的亲自带路。睡在鸭川的几晚，大门、卧室都不用上锁。各地神社的绘马，写满了家人平安、学业有成、良 缘成就、无病息灾的祈愿……他们与那残酷的一幕的确风马牛不相及了。
但是，在大和民族的精神深处，耻感文化、武士道精神，他们看重的信仰与清洁的艺术生活，这些民族重要的特性也发生变化了吗？那些喜欢盲从的习惯，那些内外有别，强大的集体意识，部落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性也在改变吗？
武士道视偷生为羞耻，把求生的愿望看作卑怯，二战时它赋予暴力宗教一般神圣的意义：“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 须烙有民族精神”。残忍与审美竟然可以糅合在一起，越是残忍越显得美。死亡成了一种表达手段，一种抒情的方式，舍身赴死的仪式化甚至达到了“凄美”的至 境。日本人对复仇和捐躯尽忠津津乐道，四十七士为主寻仇而集体剖腹，日本人将之代代传颂。
现在，赤穗城四十七士的墓地成了旅游地。在东京成田机场，我在书店仍然看到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还有《日本刀知识》。靖国神社当年锻打日 本刀的匠人还在打着刀。东京日本武道馆，第三十八回日本古武道演武大会开始，这天，入夜时分，下起了一场早春的濛濛细雨，旧江户城田安门的古城道上，伞若 长龙，人流如鲫。年轻人对演武的热情不减。在明治神宫至诚馆，练习剑道、射箭的人也都是年轻人。城西国际大学渡边淳一院长的女儿也远道从鸭川来东京学习剑 法。这些能否证明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留在大和民族的生活中？
二
一个民族把刀对准另一个民族总有自身的缘由与过程。我进入历史，探寻它的源头，其初始阶段无疑便是教育。
19世纪晚期，日本以新兵训练的方式培养小学老师，师范生入住军营，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与思想教化。上世纪30年代，《国体主义》《臣民之道》 相继颁布，教育体制军事化，小学生排队要求步调一致，学生如果不从，教师打学生耳光，狠的用竹棍、木剑抽打，更狠的，一是命令学生负重跪地，二是冬天赤脚 站在雪地里，三是围着操场跑步，直到力竭倒地。
他们奉行的逻辑是：“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把自己累得双手红肿流血是疯了吗？”这样的逻辑放大来便是：战争不仅使 日本人民受益，而且使战争的受害者从中获益，暴力是取得胜利的必要工具。日本的胜利将对所有人有利，并有助于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创建一个更美 好的中国。
故意纵容南京大屠杀的甲级战犯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就曾这样说：“我去前线并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国……我们必须将这场战 争视为促使中国人自我反思的手段。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我们深爱他们。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兄长对弟弟的不端行为忍无可忍时，为使他改邪 归正，不得不对他进行严惩”。
再看希特勒这段话：“心怀爱国之情，奔赴战场时感觉如同去舞场赴宴一般。”疯狂的人心理的扭曲变态也是一样的。杀人魔王有杀人魔王的逻辑，那时日本人甚至把中国人比喻成细菌，杀人不再当作是在杀人了。当日本兵开始杀中国人时，在他们的心里就跟拍死苍蝇蚊子差不多了。
那个年代，日本玩具店里也充斥了坦克、头盔、步枪、高射炮、军号、榴弹炮和士兵的玩具，男孩子握着竹竿当枪在街头玩打仗游戏，有人将木棍捆在背后，扮演人肉炸弹搞自杀式袭击。
老师大都换成了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大和民族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种族，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 学生的责任。年龄小的男孩操木制枪训练，大一点的就使用真枪，枪杆比他们人还高。他们灌输对中国人的仇恨和蔑视，视中国人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曾有一个男孩 上生物课解剖青蛙时吓哭了，老师敲他的头吼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这一切的背后无疑藏着不可告人的扩张野心，岛国的危机意识，经济的衰退，他们需要新的领土来避免饥荒。
从什么时候日本人开始蔑视中国？曾经他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老师，视为天朝上国。日本先民弥生人、渡来人就来自这块遥远的大陆。日本的文字、佛 教、建筑，甚至官阶、律令都来自中国。日本古代的历史都要从中国的《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寻找，一千多年前日本还没有历史，古坟时代，他们连自己土地上 留下的巨坟也搞不清楚。
他们学习汉字，学习中国的典籍和诗歌，学习中国绘画和书法，甚至庭园建造也模仿中国山水画。儒家文化更是深入人心，孔子的《论语》、司马迁的 《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他们都认真阅读。白乐天、李白、杜甫的诗，还要背诵。日本俳句的蕴藉雅致，与唐诗气韵是相通的， 它们感触于风物，都有对时序与自然的感兴，充满禅的意境。他们迷恋竹林七贤、兰亭雅集、雪夜访戴。汉文化在古代日本只有贵族才能学习和掌握。
说什么华夷变态，说中国经累世紊乱，被异族统治，已经不是正统的汉人了，甚至骂中国人为豚尾奴。这一切，转折点就是鸦片战争。中国神话彻底破灭了，中国人却仍然盲目自大、自以为是。日本人尊敬中国的历史从此终结。他们眼里只有强者。
踏上中国土地的士兵人手一本《军人敕谕》，《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一样是圣典，一个针对军人，一个针对师生。《军人敕谕》是一份长达数页的 文件，纲目分明，文字严谨。最高的德就是履行忠的义务。忠是大节，是一切道德的准绳。尽忠的军人必有真正的大勇。军人要逐字背诵，每天早晨默想10分钟。 祭祀日、新兵入伍、期满复员要隆重宣读。宣读之时，从安放处恭恭敬敬取出，听众毕恭毕敬，全场鸦雀无声，比基督徒对待“摩西十诫”和“旧约五书”还要神圣 庄严。如若念错，捧读者要引咎自杀。《教育敕语》至今在明治神宫的神乐殿里可以免费领取。
侵华士兵最初无不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圣战。应征入伍的士兵为能到中国去为天皇效忠，有的还激动得跪了下来，认为没有什么比上战场更能表达对天 皇的忠诚了。“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个人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为了东洋和平，为了建立新秩序”，“杀人不是罪恶，那是对祖国 的忠诚”，“中日战争是圣战，是为了大东亚的共荣”……这些话几乎天天在士兵耳边响起。
有士兵想到，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中国人的生命且不更轻？这种践踏生命的逻辑让屠杀变得更加顺理成章。
一个正常的人杀人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还必须有恨。保持理性很难杀人。为了克服新兵这种心理，日军专门把俘虏拿来试刀，逼着新兵无端当面把一个人 杀死，就是要让他发疯。有的下不了手，军官就当场示范。杀过人的士兵上战场开枪杀人就没有那么困难了。这是一种心理训练，也是在培养战争机器。
日军以地方为建制，战友都是老乡，一旦有士兵战死，必然引发同伴的仇恨。双方会因此而杀红眼。这时候战争完全以杀人为目的。有的日本士兵在想家 的时候，也会莫名地恨中国人。到了最后，为了睡一个安稳觉，日军会把全村的人杀光。有的士兵把杀人当成了取乐。人的命比猪还不值钱。
这种由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鬼的过程记录在一个个日军士兵日记里。大和民族是一个喜欢记日记的民族，很多老兵写了日记，写了他们怎样来到中 国，怎样投入战斗，怎样杀人，一天又一天怎么度过。我寻找这样的日记，《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和太田毅写的《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每一 本得来都不容易。我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
后来又找到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写的《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的《国军抗日战史专辑》，还有当年 湘阴县县长谢宝树的日记《守土日记》，酝酿了10年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径，他们的现身说法让我进入了故事现场，创造和还原一段历史终于成为可能了。
许多日本士兵回国后不愿谈论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他们不愿回忆这样悲惨的往事，有的生死之交的战友也不愿出来参加聚会。长崎县一个叫上野正义的通 信兵回国后成了打渔人，他在佐贺火车站奇迹般遇到了同一个中队的战友龟川肇，他们曾在云南松山全军覆灭时逃了出来，逃跑路上他曾想自杀。他们都以为对方死 了。那晚相聚谈到天亮，分手后至死也再没有联系了。《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的作者太田毅谈到采写的缘由，就是要告诉人们军队上层作战的愚蠢和无 情。而很多老兵承认：“中国人的心是温暖的”。
三
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鲜有以日本人为主角的。这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间的交战，我们叫抗日战争，日本叫日中战争，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 为，总是有遗憾的，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好的小说须走出国门，也让日本人信服，除非他们就是有意要否认这一 场侵略战争。我想，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看到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寻找真正的罪恶，这对一个作家来说，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
我要写仇恨与宽恕，写人类之爱，写战争之痛，那种无法抚平无法想象的痛，即使活着的心灵也永无宁日，正如营田那个黑色的日子，它是亲历者一生也 走不出的噩梦。战争中的人性与命运，战争对人血淋淋的摧毁，人类道德的大崩溃，广泛的恶行、悲剧性的生存、爱情的悲惨……我希望这一切不只是激起普遍的悲 悯，还有对于人性与现实的反省。
民国时期的洞庭湖，那个远逝如同梦幻般的世界，有着奇异又魔幻的生存图景，远不只是动荡与悲壮，它从战争的硝烟间正朦胧又清晰地呈现出来……我 一次次在网上搜寻，重回1939年9月23日这个日子，它在各种不同的方式里呈现，那时的禁忌与节日、节气与星期、天干与地支、运程与生肖、平年与闰 年……既遥远又亲近，仿佛靠近了那时期人们的生活。
我一次次走到营田百骨塔，那场偷袭惟一留下的遗迹。1200多将士在此战死，老乡们埋了亲人又含泪收集了400多位烈士的尸骨，埋葬在这里。这里红砖水泥的楼房遍布，挤占得墓地越来越窄，杂草蔓生，鸟在枝上筑巢，荒凉衰败，香火全无。
大战既然不知，百骨塔自然遗忘一角，像个神秘事件的入口。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围湖造田建立屈原农场，营田变成农场场部，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迁入这里。墓地薛岳题写的“浩气长存”碑文还在，两边是挽联： “虎贲三千热血一腔无反顾，秋风入月寒潮万里有余哀。”每一次默诵，哀伤的情绪总是潮水一样淹没我。我想，等《己卯年雨雪》出版后，把书在墓前烧了，以我 自己用心血凝成的文字来祭奠英灵。
只求灵魂安息，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