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抗日文艺活动回顾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笔者此文拟专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抗战文艺活动作些考察。中国的全面抗战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为标志，而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达成则以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为标志。“文协”包括了左中右各派的文艺工作者。从此，中国的抗日文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文艺在揭露日寇侵略暴行，鼓舞中国人民抗战热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中国的抗日文艺活动并非从“文协”成立开始，而是很早就发生，并且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一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寇的入侵，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来自东北三省的文艺青年，很快以文学的形式发出了抵抗的声音。东北作家李辉英是用小说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的第一人。他的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2年1月号上。当时作者正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故小说下署写作时间地点为：“廿年秋日军进占吉林后十三日写毕于吴淞，廿年冬十二月十日改稿于吴淞”。从标题上看，这篇小说应当是受到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影响。小说以坐落在吉林省吉林城的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的一名学生静真作为叙述者，描写了1931年9月下旬日军占领吉林城后，她与另一位同学慕遐在自己的学校即将被日军关闭的那一天，因怒撕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发布告被警察带到公安局审讯的经过。通过这些描写，小说反映了日军占领下东北民众亡国的痛苦和坚持抵抗的情景。

　　1932年初，日寇又发动了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引起民众的不满，也促使更多作家关注抗战问题。女作家葛琴的短篇小说《总退却》就是以“一·二八事变”为反映对象的。小说发表于“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月刊1932年5月号。作品以农民出身的士兵寿长年参加一·二八抗战的经历和见闻为主线，充分表现了下层士兵和民众的抗战热情，同时对于来自上层的总退却命令则表示了极度不满。之后，文艺界抗战热情更加高涨。1932年9月至1933年上半年，仅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有三部之多。它们是铁池翰(张天翼)8万余字的《齿轮》、林箐(阳翰笙)8万余字的《义勇军》、李辉英10万余字的《万宝山》。三部小说均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齿轮》写的是从“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义勇军》写的是上海工人组成义勇军参加“一·二八抗战”的英勇壮举。《万宝山》则以1937年4月至7月发生于长春市北郊的万宝山事件为题材，揭露日本人的阴谋和暴行。当然，这三部作品在写作上还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茅盾曾撰写《“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三部长篇小说》一文对这些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缺陷作出过批评。

　　1935年，鲁迅编辑了一套《奴隶丛书》，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丛书包括叶紫的短篇集《丰收》、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其中《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与东北抗战有关的两部比较优秀的作品。

　　《八月的乡村》出版于1935年8月，共14章，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这支部队一方面与日伪军作战，一方面也与地主武装作斗争。作品歌颂了战士们为摆脱奴隶地位而进行的伟大战斗，同时也强调，革命者必须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遵守纪律，同志之间必须互相尊重，互相爱。鲁迅在其《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萧红的《生死场》出版于1935年12月，共17章。前10章写的是东北沦陷前农民的生活。作者用低沉压抑的笔触描写了农村的落后、苦难和农民的蛮野、愚昧。后7章则写日本侵占东北后的种种暴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而农民在革命军的影响下开始逐步觉醒，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小说虽然结构散漫，也不太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但却能以细腻的笔触真切地写出东北人民一幕幕生活和斗争的情景。鲁迅在其《萧红作〈生死场〉序》中是这样评价这部作品的：“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爆发，有影响的抗日短篇小说还有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的《第七坑》，等等。

　　除小说之外，歌曲、戏剧、电影等方面也有不少抗日作品。歌曲方面如黄自的《抗战歌》《热血歌》，田汉、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戏剧方面如田汉的《乱钟》《回春之曲》；电影方面如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等等。

　　与当时左翼作家占居中国文坛主导地位相一致，早期抗日文艺作品的作者也多为左翼作家。又因为日本首先侵占的是中国东北，所以东北作家群对日本的入侵感受最深，反应最快，对抗战文艺尤其是抗战小说的贡献也最大。由于当时国共尚处对立状态，且蒋介石对日本入侵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因而这一时期多数抗日作品在表现抗日精神的同时，仍然强调阶级矛盾，国共对立，并着力谴责国民党上层的对日妥协政策。

　　在红色的20世纪30年代，右翼文坛人才匮乏，创作不多，更少抗日作品问世。这方面惟一值得提及的是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这部长篇小说最初连载于1932年5月28日至同年9月11日的上海《大晚报》副刊，约13万字。1932年11月由大晚报馆出版单行本。作品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题材，但其思想却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小说赞扬了十九路军和便衣队的抗战。作品采取对比描写，约一半的篇幅写军民的可歌可泣的抗战，另一半的篇幅写上流社会男女青年的安乐和知识青年的空谈。在作者看来，当时努力抗战的是还保留着古代“忠诚”和“义勇”的少数人，而多数人已经丧失了这种品质。但赞扬抗战英雄并非作品主旨，小说重点要表现的思想是，中国打不过日本，坚持抗战只能导致亡国，或者陷人民于大灾难之中。为了表现这一思想，小说首先在第二部第二十三章中通过十九路军的龙连长给便衣战士草灵的信说明日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军队，两军作战，简直不是战争，而是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屠杀。即使再派百万援军来，中国也打不过日本；对于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不能不抵抗一下，表示一个态度；但不能坚持打下去，打一下就应与日本求和；求和以后中国人要努力备战。那么，黄震遐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呢？只要看一看1932年的政治语境就可以明白。“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遭到了举国舆论的谴责。黄震遐就是要用小说来为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辩解的。黄震遐此前还写过中篇小说《陇海线上》，剧诗《黄人之血》等作品。他是一位有相当文艺才能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代表性作家。可惜其一味与统治者保持一致的写作态度限制了其文艺才能的发挥。

　　二

　　较作家们自发从事抗日文艺创作稍晚，抗日文艺的理论倡导和组织工作也开始积极而紧张地开展起来。而这种理论倡导和组织工作是在政坛上国共对立，文坛上左右对峙的格局下进行的。

　　1927年4月至7月，与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同时，国共合作也发生破裂并形成政治上的尖锐对立。1928年1月，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发动了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随后便与鲁迅、茅盾等其他左翼作家发生了激烈论争。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干预下，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停止了对鲁迅、茅盾的攻击。双方和解并于1930年3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了与迅猛发展的左翼文艺运动相对抗，国民党中宣部于1929年6月制订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而到了1930年6月，以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实权派又指使其党人发动了一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是，与国共两党在政治领域的对峙相响应，中国文坛也形成了左右尖锐对峙的局面。

　　然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鲸吞，国共两党也或先或后地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

　　日本在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1933年上半年又攻占了热河，1935年又在策划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同时日本的强大和侵略政策对苏联也形成了巨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1935年8月，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愿意与其他党派联合抗日的主张。1935年12月9日，中共领导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9月，中共将以往的抗日反蒋政策修改为逼蒋抗日政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在“七七事变”后，国共的合作正式成立。

　　1936年6月7日，周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成员除周扬外，还有郭沫若、茅盾、周立波等人。他们于6月10日发表了宣言，有111人签名。鲁迅因对周扬有看法没有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另外组织了63人于7月1日发表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中有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萧军、萧红等人。茅盾等人出于团结的目的，在两个宣言上都签了名。

　　1936年10月1日，冯雪峰、茅盾等组织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签名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包天笑、周瘦鹃等21人。这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达成。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群狼环伺的严重危机，同时也有了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革新自强的大好机遇，也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同在。然而自私顽固的当局者却一次次错失良机。第一次良机是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结果毁于慈禧太后的强力扼杀。第二次良机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果毁于袁世凯的阴谋篡夺和皇帝梦。第三次良机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果毁于国共两党的大分裂。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时发展水平尚不及中国的日本已经发展为东方经济和军事强国，而中国却因当政者一误再误，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且四分五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这最危机的时刻，在全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感召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国共两党最终再一次牵起手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匹丧心病狂的野兽，加以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策应，中国最终战胜了这匹猛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近代史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的东西。这其中，文艺界早期抗日文艺创作和对抗日文艺的倡导毫无疑问是有重要贡献的，值得我们回顾和纪念。